摘要：本文借用比较文学学者叶维廉先生的文化模子的概念，提出中国翻译话语模子的问题，用来探讨长期以来发生在中国翻译研究界的一个问题，即用西方翻译话语模子裁制中国翻译现实，从而产生种种认识论的偏差甚至破坏。本文视翻译话语模子为一种特定的翻译话语的机制或构型，是围绕翻译发生的论说言谈，采取行动和建构身份的种种方式。它具有认识、实践和认同的功能。本文认为翻译话语模子有六种，分别是语言、诗学、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翻译话语模子的特征在于特殊性、实践性、嵌入性、历史性和框架性。本文初步表明，翻译话语模子可以为研究中国翻译话语、中西翻译话语比较、中国文化外译和中国翻译史重新书写等议题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叶维廉；文化模子；翻译话语模子；类型；特征
20世纪80年代到今天，关于中国传统翻译理论，有一种观点不时出现，认为传统译论缺乏系统性，是印象式的散论(郭著章，1987；欧阳利锋、尚敏锐，2002；谭载喜，2005：202)，于是相当一部分学者(王宏印，2003；吴志杰，2009：张思洁，2006)主张从现代知识论视角(基本来自西方)对之进行转化。这与晚清《马氏文通》援引西方语法研究古汉语的做法如出一辙。背后的逻辑在于，拿文化A的概念裁制文化B的现实。叶维廉先生将这个现象称为“文化模子”的误用。他20世纪70年代在东西比较文学背景下提出的“模子”的概念，是指一种文化中最根本的价值观、基本形式、观念、宇宙观或深层结构，构成了不同文化之“根”。叶维廉(1983b：15)以两个圆A和B部分相交于C为图例说明，不同文化模子之间交叠形成共相之处C，了解C并进而探根寻固A和B，才能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互通、互识和互融。在他看来，我们必须兼顾历史与美学的两端。一方面，关注模子的生成衍化；一方面，探讨美学原则。这样就可以找到“共同的美学据点，共同的文学规律”(叶维廉，1983b：1), 从而实现文学和文化的汇通，避免因为用一方文学批评的模子去裁制另一方文学的现实而产生种种误解和歪曲。
叶先生所揭示的文化模子的跨文化应用、误用甚至滥用的问题在中国翻译话语研究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和普遍：比如以等值的概念讨论英汉翻译，结果发现理论模子本身存在弊端。或者将佛经翻译的“文质”之争等同于直译意译之关系。或者用直译意译阐释严复的翻译思想。再或者用西方翻译伦理观套在中国口译实践上面，等等。这些做法歪曲了中国翻译实践和话语的内涵，产生了认识论上的遮蔽，从而产生破坏性的后果，引发较为激烈的反应。有学者(唐燕，2012；马会娟，2019)甚至惊呼“译论失语”。所谓的“失语”固然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中国翻译话语模子无法表述中国翻译现实的窘境，或者说表述了但无法和西方话语模子进行对话和沟通。不得不指出，“失语”背后蕴藏的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却将模子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了。叶先生在他的理论阐述中提及翻译理论的模子问题，但并未做任何阐发，也就是说并未将其问题化，殊为可惜但也可以理解。
本文打算借用叶维廉先生的概念，提出中国翻译话语的模子问题，就是为了从话语的视角将其进一步概念化和问题化，为讨论中国翻译话语提供一个超越“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这种二元对立的思路，并且思考除了沿袭传统和求解西方之外，是否还有另一种可能，进而为解决当前愈演愈烈的模子误用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当代中外翻译话语的激烈碰撞和造成的事实上的相互缠绕使得模子问题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叶先生当年所设想的程度，如何回应并试图解决它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任务和挑战。
本研究是一个较新的话题，但这并非说它所讨论的现象没有人研究过。只不过其他人使用了不同的框架和概念进行表述，侧重点也不一样。“模因论”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例子。“模因”(meme) 这个词来自社会生物学家道金斯(Dawkins， 2016), 是指文化传播的单位。切斯特曼(Chesterman，2016：1) 将其用于研究西方或者说欧洲的翻译理论，指的是翻译观念传播的单位。他认为(同上：18-40)西方翻译理论包含五个超级模因(supermeme), 翻译模因的演化经历了八个阶段——字、上帝之言、修辞、逻各斯、语言科学、交际、目标、认知。模因和本文所说的模子比较类似，但前者看起来更像是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切斯特曼讨论的范围局限于欧洲传统。他较少考虑社会历史因素，将翻译模因的转化描绘成了充满祥和气氛的田园牧歌景象。如果他能超越欧洲视角，一定会看到东西方翻译模因传播过程中所发生的种种冲突甚至压制。“模因论”之外，香港学者张佩瑶(Cheung，2003) 受益于福柯的话语理论，提出了翻译话语的概念，揭示了知识和权力的共谋关系，解构了用西方理论的模子裁制中国传统译论所带来的认识论偏差问题，为中国译论的价值重估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思路，但她的工作主要是对中国佛经翻译话语资源进行再阐释，在理论方面并无多少后续的讨论。
本文借用的模子概念，在叶维廉先生的使用语境下，本身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首先对它进行一番知识清理。显而易见，它具有浓厚的结构主义色彩，预设了一个普世主义的深层结构，是一种本质化的话语。同时，它还预设了必定发生的交流神话。文化模子的汇通被“两圆相交”这个图例高度拟真化，看似简洁明了，实则掩盖了现实的复杂性。现实中当两个距离较远的文化模子初次相遇时，更有可能产生暴力冲突。手头就有一个鲜活的例子。流落荒岛的鲁滨逊想要在“星期五”面前演示如何用枪，后者却把它理解为展示能够夺取性命的令人恐惧的武器，从而产生臣服。文化A和B中间也有可能形成一个并不交叠的张力区，进而铺陈出意想不到的结果。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如果两个文化的模子已经有所沟通，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境况，我们是否还能分辨出A和B的明确边界。我们最好放弃前述的种种预设，最好不要将模子视为一种先在的本质，而这恰恰是中国传统译论现代转化存在的主要症结。
本文将“翻译话语模子”定义为一种特定的翻译话语的机制或构型,是围绕翻译发生的论说言谈(saying), 采取行动(doing) 和建构身份(being) 的种种方式。简单来说，翻译话语模子具有认识、实践和认同的功能。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使用翻译话语模子来思考、谈论和评价翻译。我们可以利用翻译话语模子进行翻译实践或话语实践，同时也可以利用翻译话语模子建构自己的身份。比如晚清梁启超坚持“翻译为强国第一义” (廖七一，2020：14)，此翻译话语模子也被贯彻到他早期政治小说的翻译实践中，彰显出与他后期表达的佛经翻译话语之不同，从而塑造了他开风气之先、挺立潮头的改革者形象和身份。翻译话语模子是一种社会建构物。下面将着重阐述它的分类和基本特征。
翻译话语模子可以根据其涉及的内容大致分为语言、诗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六个类型。这里的分类纯粹出于解释的方便，它们之间是相互勾连、呼应甚至重叠的。
(1)翻译话语的语言模子围绕语言展开对翻译的有关言谈、行动和认同。比如，将翻译视为跨越不同语言文字系统的转换，这就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翻译话语的语言模子。这一模子在中外翻译话语系统中广泛存在，是以奈达为代表的“翻译科学派”的主要特征，构成了机器翻译或计算机辅助翻译系统得以成立的基本预设。翻译的忠实以及等值的观念属于语言模子的范畴。卡特福德(Catford，1967) 提出翻译转移(translation shift)的概念，纯粹从语言系统本身的差异出发进行讨论，属于严格的语言模子。中国文学外译在一段时间里也受到单一语言模子的支配(谢天振，2014)，将其视为语言转换而非文学和文化交流。
(2)翻译话语的诗学模子是指在美学、风格、艺术、文学等层面考虑、行动和认同的话语型构。严复提出“信达雅”的翻译观，其中的“雅”明显指向诗学的考虑。从美学角度研究翻译而形成的翻译美学研究是此类模子的代表，比如将翻译视为一种艺术的观念。中国传统译论在很多人看来具有典型的诗学模子的特点(刘华文，2015)。许渊冲 (2016)提出诗歌翻译的“美化之艺术”论则是近期一个例子。
(3)政治模子主要关注翻译应该服务于什么政治或意识形态目标这个问题。比如认为翻译是批判的工具，利用翻译传播马列主义思想，通过翻译达到启蒙和救亡的目的，服务国家建设，等等。这在中外翻译史上都是屡见不鲜的事实。晚清时期，洋务运动兴起，洋务派提倡翻译为强国之道，大量翻译实用科技等方面的图书。严复将翻译视为启蒙和救国的利器。鲁迅倡导“拿来主义”,以翻译作为改良中国语言、增加表现手法的有效途径。中国共产党将翻译视为动员群众、服务政治的工具，随着时代需求的变化，对翻译提出革命和建设的多样需求。
(4)经济模子让人们关注翻译的经济层面的内涵，比如翻译的报酬，市场上一般接受的每千字多少钱，等等。有时一个时期稿酬制度的变化会折射出政治话语的变动(廖七一，2017)。经济模子成为决定中国文学外译对象选择的一个要素。市场表现较好的作品和文类获得青睐，成为外译的热点，包括姜戎的《狼图腾》、麦家的“中国特情文学”系列、刘慈欣的科幻题材以及中国武侠和网络玄幻创作。随着全球市场化的深入，经济模子发挥的作用愈来愈大。比如加拿大翻译局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对文学翻译的推动主要出于文化外交的考虑，为了获取文化或象征资本，后来也逐渐走向市场化(Mossop, 2006)。更深一层来看，翻译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交换。任何交换，甚至包括礼物交换，不论其表面看起来多么无功利化，其实质都是基于经济利益的逻辑考虑。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大规模主动对外译介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当代作品，其中就蕴藏着礼物交换的经济话语模子(Geng，2021)，利用文学翻译交换对方承认所带来的文化资本。翻译行为表面上看似乎并非单纯为了经济上获利，但其模子是基于经济人的假设。
(5)社会模子比较强调翻译的社会性。在1978年之后的新时期，翻译被认为可以服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就是说，翻译能产生很大的社会效益，这是一个比较流行的话语模子。从社会学视角展开的翻译研究将关注的目光转移到影响翻译的各种社会条件上面。翻译选材过程往往受社会模子的影响和制约，比如出版商选择翻译一部作品要考虑原作内容是否适合接受语的社会价值观念。通过翻译实现知识的传播，从而改变社会现实，这些都体现了翻译话语的社会模子的功效。比如20世纪80年代，国外理论和思潮的译介——如人道主义、萨特热、米兰·昆德拉热等——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新时期的话语实践(赵稀方，2003)，产生了重要的社会影响。
(6)文化模子聚焦于文化观念的改变，文化内涵的丰富，注重文化交流和传播。最经典的翻译话语的文化模子是这样一种观念：翻译是文化沟通。这几乎成为陈词滥调，经常以各种措辞出现，比如翻译的“会通”视角(张德让，2010)，“和谐”论(郑海凌，1999)，“和合”观(吴志杰，2012)，等等。但是过于强调文化沟通与和谐有时会掩盖翻译中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冲突甚至暴力。西方学者倾向于强调翻译模子的冲突论，比如尼南贾纳(Niranjana，1992)提出翻译的殖民暴力，蒙娜·贝克(Baker，2018) 将翻译视为冲突语境下的再叙事。比较来看，中国学者中可能只有谢天振(1999；2020)提出的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的观点与之类似。
模子之间的关系是多样的。有的时候相互冲突，有的时候可以兼容共存。同一个翻译理论可以综合使用多个不同的模子，如勒菲弗尔(Lefevere，1992) 的“重写理论”就包括了政治、社会、经济、诗学和语言模子在内。六种翻译话语模子广泛存在于中外的翻译实践和话语当中，但不同的模子在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有的可能更受某个群体的青睐，有的则处于边缘。在1949年之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翻译话语模子以语言和政治为主，之后诗学、社会和文化模子的考虑则变得较为突出。有的时候，翻译行为背后会涉及多个模子的运用，比如在翻译选材的过程中，考虑原作的经典性，只翻译一流作家的一流作品(郑克鲁、张驭茜，2018)，这里显然有诗学模子在起作用。但这种选择是为了译作能被读者接受，或出于市场的考虑，或为了社会效益和文化建设，因此经济模子、社会模子和文化模子均可以同时出现。
翻译话语模子具有哪些特征？叶先生曾认为模子具有文化特殊性、历史性、多样性和结构性。本文结合翻译话语的具体情况，提出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特殊性(specificity) 。翻译话语模子是在特定的文化和社会中形成的，带着它所寄身的那个社会和文化的特征，具有特殊性。比如中国近代以来不得不面对外部冲击带来的挑战，西学东渐是时代主潮。中国需要学习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这构成了我们独特的“拿来主义”的翻译话语模子。但是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实践当中尝到了深刻的教训，拿来的东西一定要经过自己的“咀嚼和消化”(毛泽东，2008：707)，根据中国的实际加以运用和创造。于是我们才会提出“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同上)的选择性策略，并将其运用到1949年之后更广泛的翻译实践当中。反观国外，巴西的食人主义翻译观和加拿大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都建立在它们特定的翻译文化实践的基础之上。翻译话语模子的特殊性提醒我们，在运用一个文化的模子到另一个文化时，一定要保持足够的批判力，防止因为误用而产生对现实问题的遮蔽和认识论的歪曲。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国内对西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使用。加拿大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代表人物芙洛图(Flotow，1991)提出女性主义翻译的三个策略——增补(supplementing)、加写前言和脚注(prefacing and footnoting)、劫持(hijacking), 研究者将其用于解释中国女性翻译作品的时候，忽略了中国女性主义译者在表达性别意识时，可能会采用不一样的手段。相比之下，中国语境下的性别翻译更为含蓄(孟翔珍，2002)，不太那么极端和咄咄逼人。
第二，实践性(practicality) 。翻译话语模子不单单是纯粹的大脑中的观念或者编码，它更具有述行性(performative)的特征，能够介入现实，维护或者改变现实。比如译介学视翻译为一种创造性叛逆，揭示了文学和文化传播的密码。从这个角度出发，它批判了单纯的语言转换的话语模子，更新了人们对中国文学外译本质的认识，从而深刻影响了我们的文学外译实践，为探索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外译模式提供了指导。再比如，这次疫情期间，国外一些国家肆意抹黑中国抗疫成就，用Wuhan virus 或 China virus 进行翻译和命名，服务于它们国内的政治斗争，影响选民的决策。我们必须仔细分辨并给予严肃批判。
第三，嵌入性(embeddedness) 。话语模子总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生存，和周边的各种话语实践和文化实践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嵌入性。这也是导致翻译话语模子具有不同类型的一个原因。嵌入性使得翻译话语模子具有一定的张力、弹性或可扩展性，可以和翻译活动之外的很多话语实践和文化实践产生关联。有的翻译话语模子具有较强的嵌入性，从而可以在更多的话语生态环境中穿梭和流动，就如同一颗石子抛入水中所激起的涟漪，可以传播很远。如果从传统的翻译话语视角来看，这些模子极少甚至没有使用“翻译”的字眼，也并非针对翻译问题而发，但它们所表述的观念却对翻译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甚至成为理解特定时期翻译现象的一把钥匙。就像这句话：“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毛泽东，2008：707) 这句话摘自毛泽东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一文。它明确提出了我们对待外国的东西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目的在于为我所用，对自己有所增益。这是长期以来主导我国翻译实践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基本原则。相比之下，语言模子主要侧重翻译本身，因此多数情况下影响力有限，而社会和文化模子则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甚至会沉淀为社会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葛兆光，2004：14)，比如翻译致用观，它具有很强的话语影响力，在翻译和非翻译的很多领域流通。
第四，历史性(historicity) 。翻译话语模子并非一种本质主义的存在物，它是于历史中慢慢形成的，是一种话语建构。比如“翻译作为民族国家叙事”的模子，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清晰的、连贯的发展线索，与时代主潮保持着密切呼应，从晚清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到倡议“拿来主义”利用翻译启蒙民众塑造新国民，再到翻译输送马克思主义、服务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和新时期文化建设等等。这一模子指明翻译为文化、民族、国家服务的情况。我们对翻译的思考“以文化战略为第一考量”,体现“民族忧患、民族发展、民族复兴”为目的(刘宓庆，2005：73-75)。这体现出模子的继承性，会形成一种具有某种特定形式的连贯性(coherence) 。历史上的旧模子会和时代话语发生互动而产生出新模子。模子之间也会产生竞争，有的可能被淘汰，而有的则会占据话语域的中心位置。比如20世纪80年代，语言模子最为流行，影响也最为强大。它一度决定了我们借鉴西方翻译话语模子的框架，而过滤掉了当时刚刚兴起的翻译研究的文化模子。这一点就是下面将要谈到的话语模子的另一个特征——框架性。
第五，框架性(framing) 。话语模子可以用来框定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帮助我们以特定的方式理解现实世界或者裁定研究对象。我们只能看到特定话语模子允许我们看到的东西。比如对什么可以构成中国翻译话语这个问题的认识。如果我们认为翻译话语只是指如何翻译文化负载词，处理长难句或使用直译意译的方法，那么我们肯定不会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作一个翻译话语文本。但实际上，后者所表述的一些基本原则，比如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或者文艺是革命的螺丝钉等，完全可以视为一种政治模子，和翻译息息相关，理应在研究中国翻译话语的时候给予关注和讨论。本文以下将以中国翻译话语研究为例说明，模子问题给相关讨论带来怎样新的思路。
翻译话语模子可以为我们研究很多问题提供一个新的框架，比如：
(1)中西翻译话语比较。如果简单地以西方的模子为标准判定中国的模子落后，这无形中落入了“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认识论陷阱，对于我们加深对翻译话语的理解帮助有限。前文已经指出，翻译话语模子具有社会和文化特殊性，从这个角度观察，比较中西或者中外的翻译话语，不能囿于语言表层的叙述性差异(谭载喜，1998)，而应该重点对不同话语模子进行比较，探讨特定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下产生了哪些翻译话语模子，为什么产生了这种而不是那种话语模子，其产生的过程是怎样的，产生了什么实践效果，为什么话语模子会发生转化和跨文化旅行，不同的话语模子是如何竞争的，等等。也就是说，我们要探讨翻译话语模子形成的历史过程，这里面涉及权力和知识的共谋问题。
(2)中国文化外译。围绕文化外译的问题，学术界的讨论容易陷入东方与西方、归化与异化、自由与忠实的二元对立之中。从翻译话语模子的角度来看，两种文化实现交叠，产生互识和汇通的效果固然值得追求，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在达至那一理想目标之前，两者之间保持某种张力是一个大概率的可能，因为国外尤其是西方对中国的了解，相比于中国对于西方的了解，仍然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存在语言差和时间差的问题 (谢天振，2011)。就一些具体的领域而言，比如中华学术外译，其难点并不仅仅在于语言模子上面怎样让译文更忠实于原文，而更多地体现在如何协调并实现不同话语模子的转换。以笔者熟悉的《译介学》的英译来看，原作的一些立论基于对特定历史条件下中国翻译界流行模子的批评，可是一旦将其翻译成英语，原作所依赖的话语模子失去效用，因此必须根据英语世界流行的话语模子对原作进行一定程度的改写。此外，原作一些独特的中国翻译话语模子如何用英语中的话语模子表达也是一个大的问题，译介学的英语命名就是其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
(3)中国翻译史重新书写。翻译话语模子的一个特点是框架性，也就是说，模子会决定哪些事实会被视作翻译的事实，从而被纳入历史的叙事之中。如果我们认为翻译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服务于某个机构或群体的政治目标，我们肯定会贬低林纾、严复和赵景深等翻译家，而突出郭沫若、鲁迅、瞿秋白和茅盾的翻译成就。或者将中国当代翻译史看作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冯至、陈祚敏、罗业森，1959：130)，将一些人物和话语收编进历史的谱系，而将另外一些排除出去。为了让翻译史更趋于多元，我们应该对翻译话语模子进行更新和综合。
除了上述领域之外，翻译话语模子对于中国翻译话语的研究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本文以下将以译介学为例试图说明，翻译话语模子的概念可以对译介学的一些方面做一个补充和完善。谢天振先生借用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的观点指出，文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谢天振，1999：137)。这一翻译话语模子奠定了译介学整个话语体系的基础。从译介学的不同发展阶段来看，谢先生重点论述了创造性叛逆的主体以及分类。他(同上：144-161)认为，创造性叛逆包括有意识和无意识两种类型，而它的主体则包括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译者的创造性叛逆表现在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四个方面。创造性叛逆被视为包括文学翻译在内的“文学传播与接受的一个基本规律”(同上：140-141)，它是引发文学翻译产生扭曲和变形的终极原因，那么问题在于，哪些因素造成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这个问题显然十分重要，但在谢先生的译介学话语体系中并没有被充分问题化。换句话说，它并未被当作一个问题而提出，虽然根据书中所举例子和一些陈述，读者能够推断出来。根据译介学的观点，“一旦一部作品进入了跨越时代、跨越地理、跨越民族、跨越语言的传播时，其中的创造性叛逆就更是不言而喻的了，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审美标准、不同的生活习俗，无不在这部作品上打上各自的印记。”(同上：141)可以由此推断，引发创造性叛逆的因素包括语言、文化、审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由于译介学并未将导致创造性叛逆的原因问题化，目前并没有合适的话语概念讨论这个问题。倒是有学者(曹顺庆、庄佩娜，2015：137)提出“变异”的概念，指出“创造性叛逆”，究其本质，“实则为跨语际翻译中的文本在语言、文化及接受层面的变异性，是在忠实基础上对原文本的客观‘叛离’。”这个看法仔细来看和译介学并未言明的内容并无不同，问题关键在于它仍然无法提供具体的工具展开分析。针对这个不足，本文认为可以引入翻译话语模子的概念，提出以下论点，即导致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的原因是话语模子的不同。这样我们可以将话语模子的六个类型应用到对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讨论中来，将译介学在这个方面的论述进一步可操作化和体系化。
诗学模子不同也会造成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比如古典汉诗韵律无法原封不动地移植到英语诗律而不损失其意义，由此产生创造性叛逆。这一点在译介学中也有示例，庞德的汉诗英译就是最佳的例证。语言模子造成的创造性叛逆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可以称之为强制性创造性叛逆。其余的五种类型所产生的创造性叛逆可以有协商的余地，因此是非强制性的。所谓的非强制性，并非指创造性叛逆可有可无，而是说创造性叛逆的主体有不同的选择，需要经过不同翻译行为参与者的协商而完成。比如诗学模子造成的创造性叛逆，同一首诗歌，不同的译者可以用不同的诗律或诗体进行翻译。拜伦的《哀希腊》在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胡适的手中被处理成不同的文体或诗歌样式(谢天振，1999：146-147)。政治模子对翻译的影响体现在选材、翻译、传播的各个阶段。原文如果涉及敏感意识形态内容，很有可能直接被拒绝。即便被选中，在翻译的过程中， 那些可能引起接受语话语模子反感或反对的内容也会被删除或改换说法，从而降低对接受语主流政治模子的冲击。社会模子则涉及社会流行的价值观念、风俗道德等方面。若原文展示出的内容违反接受语的社会模子或者与之产生冲突，译者会对其进行技术处理，其中副文本是经常被利用的一个手段，它以特定的模子框架化读者的阅读和接受。至于其他几个话语模子，前文已经有所讨论，此不赘述。
比较文学学者叶维廉先生提出文化模子的概念，本文将其用于翻译话语研究，提出中国翻译话语的模子问题，意在探讨翻译话语模子的定义、类型和特征，以解决长期以来中西翻译话语模子之间因为误用而产生的认识论偏差，助推中国翻译话语体系的建设。研究发现，翻译话语模子具有语言、诗学、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六种类型，翻译话语模子具有特殊性、实践性、嵌入性、历史性和框架性。翻译话语模子具有认识、实践和认同的三种功能。翻译话语模子的概念可以为研究中国翻译话语、中西翻译话语比较、中国文化外译以及翻译史重写提供新的视角。
如何建设中国翻译话语体系长期以来是中国翻译研究关注的一个基础性问题，其重要性在近些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加快建设中国话语体系的背景下日益凸显。从翻译话语模子的角度看，中国翻译话语和西方翻译话语之间并非构成了先进与落后的区别，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使用了不同的翻译话语模子。长期以来，中外翻译话语模子的使用均体现出从单一走向多元的趋势。因此，探讨不同翻译话语模子的成因是一个更有意义的话题。翻译话语模子具有特殊性和历史性，它会随着中国翻译实践的发展和中西翻译话语模子的交流，不断产生出新的话语模子。因此，未来的工作是从历时的视角，考察中国翻译话语模子的形成过程，提炼不同类型的翻译话语模子，为中国翻译话语体系建设夯实基础。只有我们储备了更多类型和数量的翻译话语模子，我们才能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创建中国翻译话语的体系。
耿强 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院专职研究员，Baker翻译与跨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译介学与中国翻译话语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外国文学研究会翻译研究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比较文学翻译研究会理事，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翻译文化研究学会理事，知识翻译学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研究领域为数字人文、中国翻译话语、中西翻译史、中国文学外译，迄今发表学术论文60多篇，主持教育部重大项目1项，另主持（完成）国家和省部级各类项目共8项，出版专著及译著共5部。
文献来源｜原载《翻译研究》2023年第2期。推送已获作者授权，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