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尝试对体现翻译本质的原文与译文关系进行新的认知界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翻译认知截显论，探讨截显成为认知翻译学核心构念的可行性。本文认为，这一核心构念的提出，一方面可以突破以往翻译研究中的一些困局，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微观语言认知分析与宏观社会文化认知分析之间建立衔接机制，有利于形成更具可操作性和适用性的认知翻译分析体系。此外本文也讨论了截显与已有翻译理论构念的区别与联系。
关键词：截显、理论构念、认知翻译学、识解
认知翻译学经历了从客观主义认知观向具身认知观的转变（谭业升2012）。Muñoz Martin（2017：563-565）基于具身哲学提出4EA认知观（embodied, embedded, enactive, extended, and affective cognition），其实质是明确具身性的维度，使有关概念在研究中更具可操作性。从不同的演变阶段看，认知翻译学呈现出越来越具身的发展趋势。具身的认知翻译学是一种新的思考翻译的方式，它将人类认知和人类的主体性或施为性（agency）置于因果链条的中心位置（Halverson 2013：65-66）。它的认知分析框架对离散、复杂的翻译现象具有突出的统合优势（谭业升 2021）。然而，目前研究中的一个困境是，从输入学科借用的认知范畴是多维度的、分散的，在术语使用上也有混杂之虞，从而导致以往研究多局限于微观的语言层面，难以与关注翻译的社会文化影响力和变革力的现代翻译理论完成对接。为了走出这一困境，我们一方面需要参考对大脑认知机制的已有认识，对借入的认知范畴进行体系化，另一方面需要在重新认识翻译本质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认知翻译学核心理论构念。
认知科学的一个基本认识是，虽然在感知与高层次推理之间存在落差，在语言意义建构的具体层次上存在类型差异，但这些看似不可调和的认知现象都是由同一套基本层次的认知机制引导或构建的（参见 Vandaele & Brône 2009：6）。我们认为，认知翻译学作为一个融合多个认知科学分支的新兴交叉学科，必须确立具有统摄性的认知理论构念，才能融合不同维度和层次的翻译现象，形成一个对接现代翻译理论观念的理论体系。基于对认知机制的普遍认识，也基于对翻译本质的思考，本文尝试提出翻译认知截显论，并对截显（profile）1 的构念、与其配套的多层次概念体系，以及翻译认知截显论与已有翻译理论认识的关联和区别加以论述。
2.1 截显的定义
根据 Langacker（1987：183）的论述，一个给定表达明确指派（designate）的概念对应的是某一基底（base）上的侧面，基底是理解该表达时需要或激活的认知域（cognitive domain）的底层矩阵，侧面是基底中凸显的次结构，而截显（profiling）则是将侧面附加到基底之上的过程。不同的表达可以激活相同的认知域，却因截显不同的侧面而在语义上形成对立。
基底 - 侧面（base-profile）关系是不可分割的一体自反关系。Langacker（同上）指出：“一个表达的语义价值不仅仅存在于基底或者侧面中的一方，而是二者结合的结果，它产生于在更大的构型中定位并刻画特定实体的指派过程。”语言表达所指派的实体、过程和关系仅是隐含的更大整体中的突出部分。正因如此，在描述基底 - 侧面自反关系动态建构的过程时，Hart（2011：189）使用了截显/后景化（profiling / backgrounding）的对立概念组合。
2.2 截显作为语义描写的构念
Langacker（1999：27-33）分三步论述了截显作为语义描写构念的地位。首先，截显对于描写不同语言中的多样化现象是必要的，符合描写充分性（descriptive adequacy）的理论要求。截显是凸显（prominence）的一个子类，但凸显作为高层级识解，尚不能做到充分的语义刻画，只是分析的起点（Langacker 2013：66），而截显能够刻画出某一特定表达的概念内容基底上的次结构，显示出一对激活相同概念内容的相关表达在语义上的对立，比如笔记本电脑和手提电脑所指相同，但截显的具身属性不一样。截显也是凸显的其他子类的基础，比如射体 - 界标（trajector-landmark）是在截显的关系（profiled relation）之上进行识解的。其次，截显作为构念具有心理合理性（psychological plausibility），即它表征了某种注意力的聚焦状态，而注意显然是一个基本的、已然确立的认知能力。截显正是这一认知能力在语言上的一种体现。最后，这一构念在语言描写中具有广泛的基础性作用（同上：98），比如对名词和动词两大基本语法范畴的区分，涉及截显事物性与过程性的区分。
截显可以成为语义描写的核心构念，与其在识解体系中的地位有关。Langacker（2002：61-62）指出：“需要明确意象（即识解）的多个维度的作用，而其中最重要的是基底 - 侧面的区分。”识解是我们从各个角度观察情景的认知能力，一旦需要将其编码或再编码，则必然会引起识解方式的选择，并在所激活的认知域或认知域矩阵（domain matrix）中截显不同的属性和特征。
基底由远身的（extrapersonal）认知域、框架、图式、理想认知模式（ICM）等所界定，而其与侧面的关系往往由近身的（peripersonal）在场语境（ground）2 、心理空间、情景、场景等锚定。认知语言学家们往往将名称不同但又属同类同质的知识表征构造看作可以互换使用的（如 Langacker 2013：51）。Croft &Cruse（2006：14-21）偏好使用“侧面-框架 / 域”（profile-frame/domain）这一组合概念，并且在分析中更倾向于将“框架”作为基底。我们认为，相比认知域，框架的内部结构更加透明，可能是这种偏好产生的原因。因此，本文也沿用这种用法。
根据远身和近身语境的区分，谭业升（2012：194-201；2020：116-117）将多样化的识解方式划分为两大类，即入场识解和入域识解，并且分别举例探讨了不同识解方式如何涉及场域基底上的截显。探讨结果显示，远身和近身语境基底的截显的确表现出与不同类型和方式的识解相关联的趋向。认知截显或参与其他方式的识解运作，或成为其他识解方式发挥作用的基础，甚至成为它们的定义性特征。比如 Langacker（2013：69）指出，转喻是截显侧面的转换（a shift in profile），即用截显一个实体的表达去截显与其所在认知域中相关联的另一个实体。视角化是从某一视点出发以某种扫描方式截显世界的片段。共享目标域的不同隐喻分别截显其不同侧面而彼此不冲突。正是考虑到截显在多样化识解中的基础作用，我们才有理由以截显为中心构建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翻译识解分析体系。基底 - 侧面截显与多维识解的对应关系可参考谭业升（2012：201；2020：116-117）的详细探讨，本文不再赘述。在翻译过程中，不同的入域和入场识解方式可以协同作用，共同截显和重构意义。例如：
（1）原文：他们有关系 / 走关系 / 靠的就是关系。
译文：* They are related. / * They have a relationship. / * They rely on relationships.
（2）原文：他们（两个）发生了关系。
译文：They had sex. / * A relation happened between them.
要理解例（1）和例（2）中的汉语句子，必须基于不同的行为框架——利益输送行为和性行为框架——来进行识解，具体来说是借助“关系范畴—具体关系范畴成员”这一转喻，将一般性的关系识解为某种行为框架下的具体关系。同时，要理解这两例的表达，也需要具体场景下的视角化，对关系双方进行交互视角化识解。转喻是入域识解，而视角化是入场识解，两种识解方式协同作用，共同截显某一场景和框架中的要素和关系，明确语言表达的意义指派。
简言之，截显的基底结构是由场域或其他同质的认知构造确定和锚定的，而多样化的入场和入域识解都是在场域基底上进行的，都涉及对场域的截显。
3.1 原文与译文间关系的认识转变：从图式 - 例示到认知截显
翻译的本质蕴含于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之中。在传统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或具有民俗理论属性的翻译观念中，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以隐喻方式被概念化为“对等”“移动”“传递”“来源 - 目标”关系。Halverson（2013：53）则指出，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远非结构对比、二元关系所能概括。在新的翻译认知建构观下，作为对比基础的中介概念失去了意义，不需要用它来解释翻译。而谭业升（2012：68-91）认为，中介概念对描写和解释原文与译文间的关系是必要的，但中介概念可以是处于图式 - 例示（schema-instance）级阶上的概念节点（conceptual node），即原文与译文间的对比基础可以是图式 - 例示关系或是在互联网络中的激活关系，不一定是指某种可移动或传递的不变量。原文语言单位与译文语言单位在语义上存在三种基本的图式 - 例示对应关系：1）原文图式 - 译文例示；2）原文例示 - 译文图式；3）原文与译文的图式 - 例示层级相同（谭业升 2012）。这种立体的对应关系不是 Tabakowska（1993）所说的意象或概念化的对应或所谓认知对等。
实际上，上述翻译单位之间的图式 - 例示关系也是一种基底 - 侧面关系，图式限定了基底，不同的例示则截显了不同的侧面。Langacker（2008：268）指出，从具有图式性的类型（type）到例示的例示化过程，涉及将一个侧面施加于某一类型基底上的截显认知运作。比如将“小路”译为 path 而不是 road，就是一个例示化的过程，这一译法将道路所在的空间区域（即“乡间”）加以明确，截显了乡间道路的概念侧面。与例示化相反的图式化过程，则是过滤掉例示细节的认知域截显运作，比如将“舅舅”和“叔叔”都译为图式化程度更高的uncle，过滤了亲属关系的细节，是不同文化亲属域基底上的重新定位和截显。
以图式 - 例示关系作为中介概念描述和解释相对确定的翻译单位之间的多样化对应关系，是有价值的，但也是不充分的，仍需要考虑原文与译文在不同语言语篇层次和在多样化语境中的动态关系（谭业升 2012）。而翻译过程中的截显转换则恰恰体现了翻译的情境性和动态性。
以目的语存在范畴空缺的文化概念为例，译者为避免片面地呈现源语概念，往往会采用音译策略，如“道”译为 Tao，“风水”译为 feng shui。从以原文为标准的对等论看，这时并不存在语言单位的语义截显，因为译文只呈现了语音。然而，如果我们持建构主义翻译观（参见谭业升 2012）就会发现，音译词是在一定语境中出现的，会在相应文本中激活认知域基底。比如，Tao 若对应的是《道德经》中的“道”，那截显的认知域就是哲学宗教域，而若对应的是某个文学作品中姓陶的人物，那截显的就是称谓域了。若不能激活相应的认知域基底，就会出现交际中断，该音译策略就是失败的。在翻译初始，Tao 和 feng shui 作为侧面，在目的语读者的大脑中不一定像在母语者大脑中那样明确地指派意义，但它们还是具有某个认知域中相对确定的意义。随着时间的推移，或者随着不同译者的共同努力，当这些音译词成为译语词典的一部分或成为普遍接受的表达时，它们就可获得确定的意义侧面。当然，在接受过程中，音译法往往与截显其他侧面的对译法互为补充。简言之，音译这一特殊翻译现象中的语义截显，体现了基底 -侧面在共时和历时维度上的一体化建构过程。考察翻译中的基底 - 侧面动态建构过程，符合认知翻译学的建构主义翻译观，即信息发出者和接收者基于动态语境的交互建构观。
3.2 原文与译文间的认知截显关系类型
从基底 - 侧面结构重新审视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关系，可以形成四种基本的认知截显关系：
（i）相同 / 似侧面、相同 / 似框架基底。这是理想的对等情况。
（ii）相同 / 似框架基底、不同侧面。这是翻译中普遍存在的“同中有异”关系的具体体现。
（iii）不同侧面、不同框架基底。此时原文与译文的关系要么称不上翻译，二者之间完全不相干，如将电影名 Despicable Me 译为《神偷奶爸》；要么需要在更大的语境基底即域矩阵或上级框架上重建关系，即截显一个与原文子框架相联系的子框架。例如，Lyell 将阿 Q 的“黄辫子”译为 discolored cue 而不是yellow cue 或 brownish cue（Lu 1990：109）。这一译法是超出颜色框架，在更大的语境基底下，到与颜色相联系的营养框架中去寻找合适的表达，指派新的意义侧面。在这个大语境框架下，辫子颜色发黄是长期缺乏营养造成的，而不是染发的结果。
（iv）相同 / 似侧面、不同框架基底。这是特殊的跨语言文化现象。Croft &Cruse（2006：21）指出，爪哇语（Javanese）中的 Rasa 可译为英语的 feeling或 meaning，但这只是提供了近似的概念侧面，无法激活相同的文化框架。与此类似，Waley（1934）把“道”译为 Way 也只是截显了近似的概念侧面——甲骨文中“道”的象形是一个人站在十字路口，然而这种译法截显的基底远小于“道”所在的文化域矩阵。
从（iii）和（iv）中的截显关系，首先可以看出认知域和框架的层级性，即存在认知域矩阵和框架系统。截显不仅仅是某单一认知域或框架的截显，也可能是某一认知域矩阵或框架系统作为基底的截显，而此时截显的侧面可以是某个次级域或子框架。其次可以看出，基底并不是先在的，而是意义指派过程中与侧面一起在具体语境下被激活和动态建构的。在翻译的意义理解和表达过程中，原文所形成的侧面 - 基底关系往往不能在译文中复现；在译文生成的过程中，既可能转换截显的侧面，也可能转换基底。如上所述，基底 - 侧面关系的形成是一体的选择和配置过程。侧面和基底都需要建构和重构。在转换基底 - 侧面时，往往需要在认知域矩阵或框架系统里搜索合适的基底。这种截显的过程在认知层面上重新确立了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可解释关系（accountable relationship）（Wu 2002：539-540）。翻译的截显不是等同或对等操作，也不是任意性的转换，而是可解释的转换和重新建构。
截显能够自然地成为翻译描写的构念，恰恰是因为它能够捕捉原文和译文在表达同一概念内容时在形式和语义上的对立现象：原文与译文既可通过概念内容建立关联，又可同时具有不同的形式和语义识解方式，两者之间既不完全对等，又具有可解释的关系。换句话说，截显这一构念明确了翻译的普遍性特征“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认知基础。
3.3 翻译认知截显的操作一致性
Wu（2002）和 Tan（2009）在微观的语言操作层面探讨了翻译中的截显运作。实际上，翻译中的认知截显发生于语言的各个层次，从字词、句子到语篇都可触发特定基底上的截显认知运作。这体现了截显认知运作在不同语言层级上的操作一致性（operational uniformity）（Fauconnier 1999：100）。
首先，翻译中的认知截显可以发生于字词层。例如，“牛”在汉语文化中一般有“农业用畜”和“食物”两个认知域基底，当译为 buffalo（水牛、美国野牛）、ox（牛）、bull（公牛、斗牛）、cow（奶牛）时会截显不同的认知域（生活区域、用途或性别）或同一认知域中的不同侧面（如 ox 和 bull 都可截显性别域，但前者截显双性别，而后者仅截显雄性）。其次，翻译认知截显可以发生于句子层，如“明天他坐飞机去北京”译为 He will fly to Beijing tomorrow，汉语原文截显了交通工具和出行方式，而英语译文只截显了出行方式，交通工具是隐性或后景化的。最后，翻译认知截显还可以发生于语篇层。就不同文体来说，语篇层的截显也存在差异。科技翻译可被看作最大化截显事实表征基底的过程。而在文学翻译中，认知截显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呈现的译者认知风格是综合截显的结果。
4.1 截显构念与翻译认知截显论
如上所述，截显提供了确立原文与译文关系的认知基础，在发生于不同层次的翻译意义建构过程中，与其他识解方式交互作用。正是截显作为基础性描写构念的地位，促使我们进一步将截显提升为认知翻译学的核心理论构念，提出重新界定翻译本质的翻译认知截显论：翻译是一个不同译者在原文所激活的基底上截取原文侧面以再现原文的过程，是一个在共时和历时维度上产生多样截显变体的过程。基本过程如（3）所示：
（3）原文激活的基底→译文侧面 1 →译文侧面 2 →译文侧面 3……
翻译认知截显论在看待原文与译文的关系上突破了传统的二元对立思维框架。翻译不是“还原”原文。原文只不过是提供或激活进行翻译的语境基底，任何翻译者也只不过是把握了基底上的某种或某些侧面而已。这便是本文提出的翻译认知截显论的基本主张。它承认原语与译语的距离，承认两个文本之间的多元变体关系，以应对各种歧义或多义性造成的对等困境和纠结。
翻译是一个基于原文所激活的基底在两种语言与文化之间进行多层级、多维度截显的过程。译文中最终形成的语境基底以及最终截显的侧面都是经过不同识解方式共同构建的综合成果。以截显为中心的识解分析体系，能够细化对多样化翻译语境动态复杂状况的描述和解释，有利于探讨译者在多样化语境下所体现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4.2 翻译与文化系统的截显
谭业升（2020：179-181；2022）指出文化翻译认知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译者如何在语言表达激活的不同层级的文化框架基底上，意图性地截显某些侧面，平衡概念 - 情感图式与行为框架之间的差异，实现文化认知的建构和重构。
Palmer（1996：186）曾将基底 - 侧面关系用于考察文化分析中的语义关系，并认为一个表达的语义侧面是依托文化模式基底进行截显的。如上文“牛”的翻译实际上就涉及文化模式 / 框架的截显。中国农耕文化模式 / 框架赋予牛“农业帮手”的功用，同时通过隐喻截显踏实肯干的人格品质。而英译 bull（公牛、斗牛）则涉及西方（如西班牙、美洲）的斗牛文化模式 / 框架，并隐喻性地截显彪悍的人格品质。
一个文化系统可以看作不同场域构成的复合体，或者说是由一系列框架和子框架构成的复合体，翻译在从微观场域到宏观场域的各个层级上，在从文化子框架到母框架的各个层级上，都存在认知截显的作用。比如，从认知翻译学视角考察中医文化翻译时，一个重要的参照是看某一语言表达所截显的框架与中医文化多层级框架系统的关联。由于概念体系的本质差异，中医文化翻译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中西医文化框架的竞争，但文化翻译中的框架选择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二元选择问题，而是一个在翻译裂隙空间（interstitial condition）3 中进行多元截显的问题（谭业升 2022）。谭业升（同上）通过考察著名译者吕聪明（Henry C. Lu）的翻译实践发现，译者在不同时期的中医文化翻译文本中，都在微观层面引入了气血、脏腑阴阳和五运六气等中医文化知识框架内的概念。从不同译本的历时演变看，他总体上采用了先类比西医文化框架，再逐步引介中、上级中医文化框架的方法。他的中医文化翻译实践体现出从单一维度截显到多维度截显源文化框架的历时转变。
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识解方式，隐喻不但反映而且建构了文化模式（Kövecses 1999：185-186）。作为识解成果的隐喻与文化模式间存在一种侧面 -基底关系（Cienki 1999：198-201）。一方面，翻译中的规约性隐喻表达会以明示的概念侧面激活和巩固默认的、假定的文化知识基底。另一方面，翻译中引入的创新性隐喻表达会对已有的文化模式进行新的框定。比如：时间宝贵的观念在中国文化中古已有之，体现在“白驹过隙”“光阴似箭”这样的隐喻表达中，但它们往往截显时间的速度侧面，而翻译引入的概念隐喻“时间是金钱”（Time is money）则截显了时间的资本价值侧面，对中国民众的时间观念也产生了影响（如“聊 20 块钱的天”）。文化翻译是具有主体间性、融通性的文化认知活动和事件，其以截显为中心的操作，并没有取消不同文化间的差异，而是通过多层级、多维度的文化框架截显，实施了和而不同的交互认知建构（谭业升 2022）。这一认识可以突破二元对立的文化翻译理论框架和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输出观念，从而兼顾文化外译中的应然和实然。文化模式往往是无意识的存在，认知研究可以明确翻译中截显或后景化的文化模式基底是什么，从而有助于提升跨文化实践的理性。
4.3 翻译与文学系统的截显
文学系统是文化系统的一部分，也是由不同层级的框架或场域构成的。文学翻译中的认知截显可以发生在单一文学作品层面，也可发生在文学系统层面。比如 Waley（1934）的《西游记》译本选取的篇章有扬佛抑道的倾向，而儒释道在明清时期的中国文化 - 文学系统中是一体实践的，因此 Waley 的翻译既是单一作品层面上的截显操作，也是一种文化 - 文学系统层面的截显操作。从文学翻译的宏观视角看，某一译者群体选择翻译某一民族的文学作品，如汉学家选译中国小说作品，呈现出的整体形象或文体特征，也体现了文学系统场域里进行的截显运作。
Tymoczko（1995：16-22）从转喻性（metonymics）的角度探讨了文学翻译与其所涉文学系统和文化系统之间的截显关系以及译者所面临的多层次、多维度选择。她指出，译者必须对原作和译作分别所在的文学系统和文化系统的转喻性关系进行选择，这不但反映了政治对源文化形象和源文化文学传统的控制，很大程度上也与目标受众对文学文本的转喻性关系的熟悉度有关。转喻截显不仅仅是在翻译过程中将源文本的转喻关系进行剥离，还包括了受体系统中转喻关系模式的同化过程。比如 1868~1869 年英国海关官员包腊（E. Bowra）于《中国杂志》圣诞节专号上发表的《红楼梦》前八回的译文，就将其同化为浪漫爱情故事（参见葛锐 2012：251）。翻译所投射的是一种新的表征，体现为对源文学 -文化系统的转喻关系和对目标文学 - 文化系统的转喻关系的综合截显。译者可对转喻关系进行个性化选择以实现某种意图，或表明某种意识形态立场。
4.4 翻译截显与意识形态
截显和后景化是一体化的过程（Hart 2011）。考察翻译中的截显和后景化、显现和遮蔽，可帮助我们发现译者的声音印迹，确定译者的风格和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社会共享心理表征的公理基础”（van Dijk 1998：120）。以截显为中心的认知识解体系为深入探讨文学和文化翻译中不同层次的意识形态，提供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分析范畴和概念工具。基于译文对比所呈现的多样化认知识解路径，可帮助我们发现译者在文学 - 文化系统制约和某种价值观或意识形态引导下所进行的操控。例如，作为 30 多年中国外交政策主导理念的“韬光养晦”，被美国国防部的《中国军力报告》翻译为 hide one’s capabilities and bide one’s time，即“掩盖能力，等待时机（东山再起）”。而我方的翻译则以另外一种方式进行了截显识解，译为 hide one’s light under a bushel 或者 keep a low profile，意思是“收敛锋芒，低调做事”4 。对同一个外交话语的不同翻译认知截显，可以影响到中美外交的格局。实际上两种翻译截显涉及隐性视角化方式的选择：前者向外，而后者向内。
隐喻映射具有偏袒性（partiality），它特有的、至关重要的认知效应是：强调或截显所偏好的意指，并后景化不偏好的意指（Sing 2011：152）。《传承红色基因实施纲要》中的“传承红色基因，建设一流军队”被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拉特克利夫（J.Ratcliffe）解读为“中国正在对 200 万人的军队进行基因编辑，以此制造‘超级生化战士’”5 。在此例中，原文所包含的隐喻是以生物遗传域截显革命先烈精神传承的连续性，而西方译者有意忽视了原文隐喻截显的侧面，截显了生物遗传域中的超伦理或危险性特质。可见，中国话语在对外传播中被西方译者通过视角化、隐喻等识解方式进行了操控性的截显，呈现了其所选择的立场和意识形态。
4.5 截显与其他翻译理论构念的关系
上文论述了截显作为认知翻译学核心构念的可行性，探讨了它在语言、文学和文化系统不同层次上的描写充分性和操作一致性。那么，它与翻译学中已有的理论构念有何区别和联系呢？
认知翻译学目前迫切需要基于新的理论范式提出新的构念和概念工具来引导实证研究。Muñoz Martin（2017：559）指出，翻译过程研究（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TPR）存在理论模式与实证研究脱节的问题。实证研究中假设的形成或研究结果的解释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迫切需要与适切的理论阐释密切结合，以进行更充分的描写、解释和预测。我们认为，提出新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构念是改变脱节现状的必由之路。现有的翻译过程实证研究中，主导的构念要么来自其他学科，要么是采取了已被翻译学摒弃的构念，包括从心理学输入的“认知负荷”“认知努力”“固化 / 自动化”，从传统翻译学吸纳和改造的“默认直译”等（参见 Halverson 2017）。前三个构念更接近心理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距离翻译学较远；而“默认直译”构念局限于某部分无意识的翻译过程，难以对接新发展的翻译学理论。在认知翻译学界，对于多元互证（triangulation）的必要性已渐成共识，学者们越来越认可这样的观念：概念工具的可操作性和实证研究的可行性是判断理论构念和模式价值的重要标准。截显作为具身认知翻译学的构念，更加强调情境性和动态的交互构建，其实验可操作性需要进一步研究。截显体现了注意聚焦状态，与认知资源的分配有关，具有与已有的 TPR 心理实验方法相联系的潜在可能性，比如可以采用与认知努力分析有关的行为和神经生理指标来分析译者的截显认知过程。截显构念还可以与语料库翻译学中的翻译共性构念 6 联系起来思考，语料库方法中的关键度（keyness）和行为显影（behavior profile）指标也可以辅助认知截显分析。在新的构念提出后，也会产生新的翻译研究课题，如何与实验方法等硬性实证研究方法和广义思维报告法（谭业升 2020）等柔性方法进行有效的对接，需要作进一步的探索。
在文化翻译理论中，“异化”构念备受推崇。在翻译认知截显论的视角下，我们从聚焦于原文与译文间归化与异化的二元对立关系，转向关注原文激活的基底与译文侧面间的截显关系。异化体现在源语文化基底上所截显的异于译语文化的部分和要素。翻译中的异化选择并不是仅仅与归化对立的二元选择，而是多元的选择，是在翻译裂隙空间中基于动态语境对原文激活的框架系统进行的多层级、多维度截显。截显构念能够更全面地揭示翻译中异化选择的认知实质和具体机制。
本文提出并系统阐述了翻译认知截显论的内涵和关涉。翻译认知截显论立足于对翻译认知本质的重新思考，可以在微观语言认知分析与宏观社会文化认知分析（尤其是意识形态分析）之间建立衔接机制，有利于形成更具可操作性和适用性的翻译认知分析体系，从而在语言描述、认知解释、社会文化阐释和评价之间建立纽带，融合不同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方法。
翻译认知截显论将注意力转向翻译裂隙空间中的多层级、多维度截显，可以在理论上突破传统翻译理论二元对立的困局，对接现代翻译理论。进一步说，截显构念使翻译成为引导和提升意识的实践。翻译认知截显论提供了深度分析政治和社会文化意识的概念工具，有助于揭示源语与目的语社会文化之间的认知分歧和差异，揭示译者作为中介者所发挥的文化融通和重构作用，使翻译认知研究具有更大的社会文化功能。
越来越具身的认知翻译学已发展了或者也将产生其他的核心理论构念（如“识解”“认知创造性”），它们如何与截显构念相互依存、互为补充，而截显构念所启发的新课题又如何结合多元的实证方法不断导向系统性的新知，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
作者简介
谭业升，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外语类核心期刊《外国语》编审。主要研究方向：认知翻译学、认知语言学、语料库翻译学。目前专注于中国民俗文化外译的认知研究。
文献来源｜原载《外语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5期
推送已获作者授权，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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