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红军教授从国内外研究翻译思想的论著谈起，分析了学界对翻译思想的界定，解读了“何为翻译思想”。他认为，作为翻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学界在过去的研究中已经将翻译思想和翻译理论区分开来，但“翻译思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还有待进一步明晰。学界一般将翻译思想理解为“翻译家对翻译之‘道’的经验的高度提升或高层级认知”，因而对于翻译思想的研究往往限于从对翻译家的翻译文本和副文本的解读中去考察其“对译事的某种原则”。尽管翻译思想（和思想史）研究需要解读翻译家的译作，研究其翻译技巧、策略背后的“某种原则”，但是，只有当文本解读方法与翻译思想存在的依据联系起来，揭示翻译思想观念的来源、意蕴、对人的历史活动的影响时，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翻译思想研究。翻译思想研究不应局限于翻译之“语际转换规律”，而应跳出“翻译”，成为文学、文化、哲学、文艺理论、社会学、史学、美学等领域的共同话题。

      蓝教授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开展个体翻译思想研究的三大原则和基本方法，他以钱钟书翻译思想研究为例，具体阐释了个体翻译思想研究的任务是将思想体系化、理论化，并以“易有三名”和“反者道之动”为例，指出了研究个体翻译家的翻译思想可以结合其学术思想进行，从而对其翻译思想形成更加全面的认识。

      我校翻译研究院院长王有勇教授对此次讲座做了总结发言。他认为，蓝红军教授的讲座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既有理论又有案例，分析了翻译思想的缘起以及翻译何以存在等深层问题，为线上的广大师生带来了一场译学盛宴。

      自2023年起，我校翻译研究院推出了“译学家谈翻译”、“汉学家谈翻译”、“外交家谈翻译”系列讲座，欢迎广大师生和学者继续关注、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