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英语文学”的发展反映了英语作为文学语言使用范围的拓展，文学上赋予了“英语世界”新的内涵，使其不再局限于英美等英语母语国家，而是包括了众多英语外圈国家。在这些外圈国家所构成的新“英语世界”中，英语文学蓬勃发展，并受到以英美为代表的旧英语世界的承认，文学英译，包括中国文学的英译，也是常见的文学实践行为。中国文学“走出去” 因而也客观上面对这一个新的“英语世界”，有了新、旧“英语世界”两个并行的传播方向。该新“英语世界”的出现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国文学的英译策略，对译文语言特色和译者选择等问题有新的认识，同时也帮助我们优化调整中国文学英译的传播机制，并对中国文学英译研究提出了新要求。
关键词：英语文学；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走出去”；英语外圈国家
“英语世界”是当前中国文学“走出去”研究的高频词之一，尽管在不同学者笔下含义不尽相同（韩子满，2020），但其所指大多是美国和英国。学者们把英美或者西方作为中国文学国际传播的主要目标，中国文学在这些地方传播的情况也被当作中国文学英译与传播的评价指标。有关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研究，大多考察作品在美国等国家的接受情况，就说明了这一点。有学者认为，“‘走出去’实际上指的是走向西方世界和读者，具体而言，就是走向以英美为主的西方世界”（耿强，2020：40），原因就在于此。但与之对照的是，长期以来中国文学在英美等国的传播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中国小说在英语世界不是特别受欢迎”（石剑峰，2014）。有人对此进行了解释，提出的原因包括“西方读者对于中国文学的认知空白”和“英语世界对于翻译作品的先天歧视”（胡安江，2018：20）。也有人认为，西方对于中国当代文学有“接受屏幕”，即过滤（何明星，2020）。总之，有着深层次障碍。
这样的困境有些让人气馁，似乎中国文学的英译与国际传播很难形成真正的突破。不过，如果我们对“英语世界”加以合理扩展，把目光投向英美之外的地方，投向英语作为文学语言广泛流通的其他更多地域，就会发现中国文学英译及传播实际上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英语世界”。近些年文学界有关“英语文学”的研究，就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个新“英语世界”，从而更深入地思考中国文学“走出去”。
一.“英语文学”新含义与“英语世界”范围拓展
“英语文学”研究之所以值得我们重视，是因为这一概念的演变见证了英语作为文学语言使用范围的扩大，在文学意义上极大地拓展了“英语世界”的范围。
有学者专门考察了“英语文学”这个概念的演变史，勾画了该术语含义的动态变化过程。英语中的English Literature作为专有名词，最初出现在19世纪，“主要是指以英语为创作语言的英吉利民族文学，一般译作‘英国文学’”（张和龙，2021：4）。到了20世纪早期，随着英国殖民统治的扩张，这一概念的所指也随之扩大，不仅指英吉利民族的文学，也包括大英帝国各殖民地的英语文学。到了二战后，随着British Literature、American Literature等表示民族和国别文学的概念出现，English Literature甚至成了一个“政治不正确”的术语，逐渐具有了国别和语种的双重含义，既指英国等英语国家的文学，也指以英语这种语言作为表达载体的文学，涵盖的范围已不局限于英国和美国文学，开始包括加拿大英语文学、澳大利亚英语文学、非洲英语文学、南亚英语文学等。“英语文学”经历了“作为英国古代文学的英语文学、作为现代英吉利民族国家以及大英帝国文学的英语文学、后殖民时期的英语文学以及当下全球化时代的英语文学”这一转变，从“最初的国别文学开始演变为区域文学和全球文学”（同上：7）。English Literature很大程度上已被Literature in English取代。
这种演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英语作为文学语言在印度、非洲等以英语为工作语言或官方语言的前殖民地国家得到了普遍应用，其文学语言的地位业已确立。要研究这些国家的文学，就不得不关注产生于这些国家的英语文学。同理，要研究英语文学，对这些国家的英语文学也无法视而不见。具体而言，这些前殖民地国家的英语文学又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当地作家用英语创作，主要在当地传播，在当地形成了一个规模可观的英语文学消费市场、研究群体以及出版发行网络。这在印度表现得最为明显。有人认为，印度英语文学（Indian English Literature）产生于18世纪后期（Naik，2009：1），此后随着英语在印度越来越普及，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主要工作语言及生活语言，针对这些中产阶级的英语文学创作也越来越普遍。随着印度成为仅次于英美的世界第三大英语图书出版国（Parthasarathy，2003：59），每年出版的图书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语母语国家，其本土出版的英语文学作品也越来越多，印度英语文学也不再是英美等宗主国文学的附庸，而是有了自己的特色，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自信。“印度英语写作最突出的趋势就是，写作背景是印度的，语言尽管是外语，但也适应了印度写作的需要”（Sagar，2013：168）。一些作家的英语作品“只在印度而不是西方出版”，“不寻求西方批评界的认可或是奖项，作品几乎只在印度有人购买并阅读”（Trivedi，2019：26）。
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与此类似。比如非洲国家的英语文学市场没有印度大，但在当地也形成了固定的阅读群体，其中最大的群体就是各层次在校学生，因为英语文学已经成了这些国家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比如喀麦隆英语文学经过50余年的发展后，“业已成为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喀麦隆的大中小学教材中都有英语文学作品”（Ambanasom，2008）（转引自齐林东，2016：63）。尼日利亚学者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预言，随着非洲英语文学的复兴，当地接受英语教育的精英人数增加，非洲不仅会兴起用英语创作的作家，还会出现新的大众阅读群体（reading public）和批评家群体（Irele & Gikandi，2004：xi）。非洲英语文学兴盛，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地语言众多，但都无法成为被所有族群承认的共同语言，反倒是英语和法语这样的殖民语言可以“超越非洲国家内部以及非洲大陆内部的种族界限”（Klinger，2015：7）。这两种语言也成了广泛使用的文学语言，超越当地语言的民族或地域界线，为众多读者所接受。更有甚者，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还被赋予了政治含义，比如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用英语写作成了黑人作家反抗政府种族分化政策并吸引国际关注的手段（de Lange，2008：91）。东亚有过英美殖民经历的国家，情况也差不多。比如尽管英语的地位在菲律宾几度沉浮，坚持确立菲律宾民族语的呼声一直不断，但使用英语的当地人始终保持了较高的比例，英语一直是官方语言。当地用英语写作的人和阅读英语作品的人数量一直也都很可观。菲律宾作家用英语写作的文学已成为当地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者们在讨论菲律宾文学时，往往会提到三大语言分支，即他加禄语（Tagalog）、英语和西班牙语分支（Lumbera，1984：5）。
前殖民地国家英语文学的另一种情况是当地作家或已经移民到西方的当地作家，用英语进行创作，主要针对的是英美等前宗主国的读者。这在非洲表现得比较明显。尽管英语文学已走进非洲国家的课堂，但当地的英语文学市场规模有限，作家们的视野就转向了英美。与此同时，随着后殖民研究的兴起，英美等国的文学界对非洲英语文学越来越关注，其研究和评论也更容易为非洲英语作家带来通行全球的声誉。因此，许多非洲作家的英语文学作品，虽然描述的是非洲当地的人和事，但其目标读者却主要是西方的，在得到西方文学界广泛赞誉之后，获得了全世界的关注，然后再“出口转内销”，回流到非洲。正因为如此，才有学者提出，非洲当代英语文学有一个悠久的传统，那就是非洲作家的小说在西方出版之后，再“出口回到作家的祖国。”（Abrams，2016）这种情况在印度虽然没有那么普遍，但也比较明显。有学者发现，印度英语文学有被商品化的倾向，原因在于作家为了迎合西方读者，采取了“ 再东方主义的策略”（Dwivedi & Lau，2014：1）。有学者甚至认为，印度英语作家“在目前紧紧追随的是西方的潮流，而不是印度的传统”（石海峻，1999：10），针对的显然是西方读者。
其他一些地方的英语文学也比较发达。有学者指出，当前英语文学主要分布在四类地区，分别为：（1）英语起源地（殖民宗主国 ），即英国的英语文学；（2）英语扩散地（欧洲殖民者定居地），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的英语文学；（3）双语地区（英国前殖民地），如非洲、南亚、新加坡等地的英语文学；（4）混杂语地区（英国前殖民地），如加勒比海地区的英语文学（张和龙，2021：8）。后两类地区明显已经不是“以英美为主的西方世界”。
有研究世界英语（world Englishes）的学者提出，英语在世界上的分布分为三个圈层。内圈主要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外圈主要是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英美前殖民地国家，包括印度、巴基斯坦、马来西亚、肯尼亚等众多国家；扩展圈包括英语作为外语的其他国家，如中国和日本等（Kachru，1992：356）。英语文学分布的后两类地区显然是外圈国家。在这些国家出现了各种具有当地特色的英语变体，其使用者甚至认为自己是英语母语者，“带有母语者的直觉”（Yano，2001：122）。这些英语使用者的存在也正是英语文学在这些国家能够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就英语文学而言，“英语世界”包括了英语内圈和外圈两个部分，范围大为拓展。
二.新“英语世界”与文学翻译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英美等旧“英语世界”不重视翻译，但在“英语文学”快速发展的新“英语世界”，文学翻译是一种常见而且非常重要的文学实践活动，而且目标语言为英语的文学翻译越来越常见。
具体来说，这些地方的文学翻译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当地语言的文学翻译为英语。这一点在印度尤为明显。印度语言众多，“在语言问题上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少一种真正能为绝大多数人通晓的共同语 （国语）”。虽然印地语被列为官方语言之一，但“中等程度以上掌握印地语的人口”也只占约60%，掌握其他任何一门当地语言的人口都不超过10%（廖波，2015：78）。这就意味着用当地语言创作的文学作品，必须通过翻译才能为使用其他语言的读者所阅读。另一方面，虽然“中等程度以上掌握英语的人口”只占印度总人口的约34%（同上），但这些人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经济、社会地位都比较高，往往是文学翻译的主要读者，因为正是他们“才有钱和空闲用来读书消遣”（Trivedi，2019：26）。这就促成了英语与当地语言之间的大规模文学互译，有学者甚至惊叹，在当今的印度次大陆，“大量读者阅读其他地方语言文学的唯一渠道就是英语翻译”（Kamala，2000：250）。传统上这种英语与当地语言之间的文学翻译，主要是从英语译为当地语言。但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已经变为主要从当地语言译为英语（Kothari，2014：34）。有学者早在1992年就注意到，在印度“目前翻译文本最大档案库的语言是英语，而不是其他语言”，而且“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下去，英语将实际上成为‘印度’文学知识生产的语言。”虽然该学者认为，英语并不适合担任这一角色，因为英语与其他当地语言差距过大，“无法弥合原文与译文之间的文化鸿沟 ”（Ahmad，1992：250）。但是30年之后，英语仍然是印度文学翻译最主要的目标语言。仅以销售量最大的畅销小说为例。有学者指出，在当今印度机场的书店里，畅销书摆在两个不同的书架上。“一个书架上全部是印度作家用英语创作的作品，另一个上面全部是其他作家的作品，用英语创作或是翻译为英语。”（Trivedi，2019：27）这些译为英语的作品中，有相当多的就是印度本土文学作品。实际上，译为英语的印度文学（Ind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Translation）当前已经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文学现象，“从边缘事件一跃成为普遍性的趋势，迅速兴起，速度史无前例，迫切需要关注。”（Kothari，2014：2）
本土语言文学译为英语的现象在一些非洲国家也非常普遍。有学者提出后殖民时期非洲的翻译主要分为宗教翻译、文学翻译、公共服务翻译三类，其中文学翻译就包括将非洲本土文学翻译为英语等欧洲语言（Bandia，2009：317-318）。还有个别作者用当地语言写作，但却只出版其英语译文，反而不出版当地语言的原著（Westley，1987：500）。甚至一些文学奖，比如凯恩非洲文学奖，只针对用英语创作或翻译为英语的非洲文学。虽然有学者认为，这对世界舞台上非洲写作的塑造产生了“深远且常常令人不安的影响”（Krishnan，2014：136），但也反映出英语写作和当地语言翻译为英语的普遍性。
新“英语世界”的另一种文学翻译是其他国家的文学翻译为英语，或以英语译文的形式进入当地，为当地读者所阅读。英语在这些国家很多时候都充当了外国文学翻译目标语的角色。还是以印度为例，有人注意到托尔斯泰是19世纪晚期到20世纪初对印度文学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西方作家之一，但影响的渠道却是通过英语译文，而不是俄语原文或是印度当地语言的译文。“其文学作品以及晚年的哲学在印度成了流行读物，主要通过英语译文的形式流传”（Klaus，2015：124）。到了当代，随着英语文学的兴起，外国文学以英译文的形式在印度流传的情况更为普遍。一些国家在印度推广自己的文学时，也注重将作品翻译为英语。2017年法国文化协会总会（Institut Francais）在印度专门设立了“罗曼·罗兰文学奖”，“对法语（法语 地区）作品的任何印度语言，包括英语的最佳译文进行奖励”，旨在鼓励印度出版商将法语地区的文学和思想带给印度读者（Institut Francais India，2022），印度当地的一些出版机构也会积极推动外国文学的英译，甚至将外国文学的英译本推广到其他国家。早在2013年，法兰克福书展期刊Publishing Perspective 在其官网上就报道称，印度的Seagull出版社将德国作家的作品翻译为英语并在全球发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英译德国文学出版商（Abrams，2013）。2021年该出版社创始人还获得了文字无国界组织（Words without Borders）的世界文学推广奥塔韦奖，德国杂志Exberliner将其称作“支持德国文学的印度出版商”（Wells，2021）。
类似的情况在非洲也存在，不过当地翻译或出版的译作比较少，读者们接触的大多是英美出版的他国文学译作，非洲也成了英美出版社翻译文学的重要市场。国际笔会在其2007年的报告中指出，英美等国的大出版社有一个传统，那就是在包括南非在内的前殖民地倾销其图书，其中就包括大量的文学译作（Ellen，2007：119）。从这些国家的网上书店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比如南非主要的网上书店，网页大多都只有英语版，出售的书籍也都是英语的，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翻译为英语的文学作品。比如在Exclusive Books的网上书店里，法国当代作家加缪（Albert Camus）的主要作品，包括《局外人》、《鼠疫》等，都有英文版出售。这些译作大多由企鹅、兰登书屋等英美出版社出版，但也有个别标注为“独立出版”（Independently published），未说明具体出版商。此外，非洲某国家的文学，包括用法语等殖民者语言创作的文学，进入其他非洲国家时，往往也会以英语译文的形式出现，甚至出现在文学教材中。比如有学者就发现，一些用法语创作的非洲女作家的作品，英文版进入了南非金山大学（Wits University）的本科生课堂（Kilyobo，2015：37-38）。
三.新“英语世界”与中国文学“走出去”
新“英语世界”英语文学的蓬勃发展，以及在文学翻译方面迥异于旧“英语世界”的态度，对于中国文学“走出去”产生了有些出人意料但也合乎逻辑的影响，促使我们做出更加深入的思考。
这种影响的直接表现就是中国文学以英语译文的形式在新“英语世界”广泛传播，客观上形成了新、旧两个“英语世界”并存的传播方向。虽然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在“走向世界”时主要注重西方世界，但中国文学的英语译文在世界各国一直都在流通。英语版《中国文学》1994年下半年到1995年初收到读者来信110多封，来自美国、英国、印度、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其中有多个英语外圈国家（阿卞，1995）。当前就新“英语世界”来看，中国文学英译文传播最广的还是印度和非洲。英译中国文学作品在印度亚马逊网站都有售卖，且排名和评价都不错，甚至超过英国亚马逊网站（韩子满，2020：3）。印度电商网站flipkart上同样有大量中国文学的英译本出售，一些用英语撰写的中国文学研究著作在该网站也有售，说明中国文学英译文在印度不仅有读者，而且还有研究者。此外，印度文学界和出版界还主动用英语翻译或出版中国文学。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人编选了英译的中国小说集Modern Chinese Stories，在德里出版（Panikkar，1953）；Seagull出版社2010年出版了贾平凹小说《变》的英文版；印度裔加拿大学者拉马·巴特（Rama Bhat）编译了《西游记》（Xuan Zhang’s Mission to the West with Monkey King），由Aditya Prakashan出版社于2014年在新德里出版。
中国文学英译文在非洲的传播虽然不及在印度传播得广泛，但也拥有可观的读者群，而且也引起了相关人士的注意。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语译文在非洲的一些网上书店也都有出售。在Exclusive Books网上书店的官网 上，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生死疲劳》《蛙》等小说的英文版都可以找到。有欧洲学者就曾在2014-2015年做了一次调查，考察中国文学在非洲大陆的传播情况，发现在非洲传播的中国文学大多由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出版商出版。也就是说，英语译文占据了绝大多数（Gilbert，2017：113）。2019年甚至有津巴布韦学者撰文，声称“中国正温柔地用书接管非洲”。认为中国在非洲的影响无处不在，中国采用的技巧之一就是利用图书和文化交流项目，在当地产生尽可能大的影响，而且中国也和西方一样，利用图书来传播自己的文化观，因为“语言和文学永远是传播一些文化和信仰的有效工具”（Chiwanza，2019）。把我国文学在非洲的传播与西方的文化殖民主义相提并论当然是错误的，但也反映出中国文学在非洲传播的广度和深度。而且，中国文学还以影视剧的形式在非洲广泛传播，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国产影视剧的英语译制版。有学者考察了“北京优秀影视剧非洲展播季”播放的32部影视剧在非洲的传播情况，其中6部只有英语版，另外26部有包括英语在内的7种语言版本（龙小农、卢奕尧，2018）。
在其他英语外圈国家，中国文学的英语译文同样拥有一些读者，其中不乏有重要影响力的读者。比如巴基斯坦一位前外长就曾表示，自己读过许多中国文学作品，但读的都是英译本（Zeb，2017）。
令人欣慰的是，新“英语世界”对英译中国文学的兴趣正在不断增强，英译中国文学在这些国家的传播范围有望进一步扩大。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一是随着中国文学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尤其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这些地方有英语阅读习惯的读者，尤其是一些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学越来越感兴趣。比如有印度学者在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就对中国文学产生强烈的兴趣，并四处寻找中国文学的英译本（Hasan，2013）；二是新“英语世界”的文学观念正在改变，西方文学在这些地方一家独大的局面正在瓦解，中国文学成为平衡西方影响的重要力量，受到当地学者的重视。有巴基斯坦学者对该国一些大学“英语研究”课程完全聚焦英美文学感到不满，认为这是“欧美中心主义”（Euro-American centrism）。为了克服这种弊端，有必要引入其他国家的文学，其中就包括“中国英语文学或翻译的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 in English or Translation）（Pasha & Khan，2020：195）；三是新“英语世界”对于西方主导当地文学已经开始警觉，对于中国文学表现出新的兴趣。一些非洲英语文学研究者对于非洲的文学翻译中，西方文学占据绝大多数的现状提出了批评，认为非洲的文学翻译不仅要翻译欧洲语言的作品，还应翻译“印度泰戈尔的诗歌、中国孔子的哲学，等等”（Mazrui，2004：125）。上述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主动寻找中国文学英译文的印度学者，对于在印度传播的英译中国文学大多由英美出版发行也深感不满，质疑为什么中印这两个有着如此长边界的邻国，竟然需要“根据西方出版商的趣味、潮流和经济考量来接触彼此的文学？”（Hasan，2013）
当然，旧“英语世界”仍然是我国文学英译传播的主要方向。尽管存在“接受屏幕”等传播障碍，但无论是读者数量，还是翻译与研究力量，新“英语世界”仍然无法与英美等国相比。英美等国由于其庞大的文学阅读人群，尤其是各级学校中都有数量可观的学生选修东亚研究或是中国研究之类课程，一直有相当规模的阅读中国文学英语译文的读者。另一方面，英美等国有一批学养深厚、有着重大影响的汉学家，相当一部分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是由他们完成的，而且他们的译作往往更能得到英美读者的认可，甚至流传到新“英语世界”。这些汉学家用英语撰写的中国文学研究论著，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地读者乃至新“英语世界”读者对我国文学的态度。因此，把以英美为主的西方世界作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主要目标是完全必要的，但中国文学英译本在新“英语世界”的传播也说明，二者并存的局面已经形成。
这个新“英语世界”的形成，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并调整中国文学英译的策略和传播机制。原因在于，新“英语世界”的文学创作和翻译表明，英语表达“地道”与否，未必是英美读者评判文学作品的首要标准，我们围绕中国文学英译策略的一些争论因而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答案。中国文学英译应该异化还是归化？译者应该选择国内的译者还是英美的汉学家？对于这两个问题，学界一直有争论，但认为译文应该归化，符合英美读者的阅读习惯，译者最好选择海外汉学家，或者由汉学家与国内译者合作翻译的观点始终占了上风。理论上这种观点是对的，毕竟西方翻译界一直就有译者只能译入母语的传统。现实中，汉学家翻译的中国文学作品在英美大多也比国内译者的译作传播得要好。但新“英语世界”的作家们母语大多不是英语，其作品使用的都是具有鲜明当地特色的英语，混杂了大量当地语言的成分，与美式英语或者英式英语有明显区别，但这些作家的语言表达并未对其作品在英美的传播造成障碍，反而为英美读者普遍接受。有学者就注意到，非洲英语作家“借英语为传播媒介，大胆植入非洲元素，将非洲的思维方式、习语典故、文句词汇等‘show’给世人，从而开创了独特的写作风格。有人赞他们‘肢解英语’，有人批他们写的是‘破英语’”（张毅，2011：ii）。印度作家使用的英语也与英国英语或美语有明显差异，极具印度特色，而且随着近20年来英语的“印度化”（Indianization）进程加快，印度当地语言对英语的染色（color）作用越来越强，印度英语的印度特色愈发明显（Kothari，2017：51）。由此观之，针对英美的中国文学英译，是否也可以采用异化策略，带有一些汉语的特色？译者未必非得是英语为母语的汉学家？更进一步来看，如果我们的英语译文要兼顾到印度、非洲等地的英语读者，是否也应该融合一些当地英语的特色？或者直接模仿这些国家的英语？或者选择中国译者来译，译文带有明显的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色彩？对于这些问题，当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但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思考，并适时优化我们的英译策略，显然是有必要的。实际上，在学术翻译及旅游翻译等领域，英语作为全球语言的影响已经为学者所注意，The Translator杂志2017年还出版了题为“国际英语与翻译”（International English and Translation）的专刊，以英语为目标语言的译文，其语言与英美英语有差异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
传播机制需要思考的原因则在于，新旧“英语世界”两个传播方向的客观现实，印度、非洲等地英语文学在英美的成功传播，都给了我们新的启示，据此对传播机制进行适当的调整，必将扩大英译中国文学的传播范围，提升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效果。首先，英译中国文学在印度、非洲等地广泛传播，客观上要求我们重视这些地方，加大中国文学作品英语版在这些地方的发行力度，或者是加强与当地出版机构的合作，尽量把握英译中国文学在当地传播的主动权，至少夺回被英美出版机构拿走的控制权。上述欧洲学者的调查发现，在非洲传播的中国文学大多由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出版商出版。这种发现固然说明英译中国文学在非洲有实质性的传播，同时也表明这种传播被英美的出版商控制了。类似的情况在印度也存在，上述寻找莫言作品的学者就发现，他能找到的中国文学作品，大多是通过西方渠道流通到印度的，“要么是西方版本的重印本，要么是针对印度市场重新定价的西方版本”（Hasan，2013）。不难想见，英美出版商必然会把“接受屏幕”传递到这些地方，肯定不利于在当地构建中国文学的正面形象。另一方面，新“英语世界”的英语文学在英美的传播也为我们针对英美等国的文学翻译和传播提供了经验。“英语文学”这个概念之所以扩大，“英语文学”研究之所以引起学界普遍关注，根本原因还是新“英语世界”的英语文学引起了英美学者的关注，在英美得到了有效的传播。之所以如此，这些地方的一些作家故意迎合西方文学趣味当然是重要原因，但西方文学界超越“英国文学中心主义”或“美国文学中心主义”也是一个原因（张和龙，2021：5）。而且新“英语世界”一些作家及出版社的做法，也不无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再次，印度Seagull出版社出版英译德国文学以及中国文学的经验，也为我们选择中国文学英译的出版发行合作伙伴提供了启示。我们不仅可以选择国内出版机构或英美出版社，还可以选择新“英语世界”的出版社，借助其第三方的便利条件，推动中国文学的英译和传播。
我们还需要拓展研究视野，对英译中国文学在新“英语世界”传播的相关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注。我们至少应该对英译中国文学在印度等国的传播情况加以调查，比如当地电商平台上英译中国文学作品的销售情况怎样？这些作品由哪些出版社出版？译者是谁？译者主要采取了怎样的翻译策略？对原文有无增删？当地读者对中国文学的评价如何？对这些问题有了准确的了解之后，我们就可以展开针对性的研究，不仅可以为中国文学的英译提供政策建议，而且可能会有新的发现，甚至提出新的文学外译理论。无论如何，中国文学在当地的传播情况由欧洲学者来调查是不合适的，因为欧洲学者的调查往往预设立场，其目的主要是考察中国文学在非洲是否挑战了西方文化的主导地位，动机并不友好。而且如果我们不去调查，等于是把这方面的控制权也拱手让人了。
四.结语
翻译研究与文学研究有着不解之缘，追踪文学研究的新动向，借鉴其有价值的研究思路与发现，一直是翻译研究发展的路径之一。中国文学的英译是文学事件，循着文学研究的思路对其进行研究，更是题中应有之义。英语文学研究所体现出的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正，在翻译研究领域同样广为接受。但在对具体文学翻译现象的考察上，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仍然没有完全根除，有关中国文学“走出去”的研究，总是围着英美或是狭义的“英语世界”打转，一定程度上就是例证。借鉴英语文学的研究，我们就有可能破除这种思维，看到一个新的“英语世界”，了解英语作为文学语言在印度和非洲等地广泛使用的现实，并且看到中国文学英语译文和当地语言译文在新、旧“英语世界”同时传播、互为补充的现实，对中国文学“走出去”也会有一个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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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韩子满，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语料库翻译学、军事翻译、中国文学外译、翻译教学等。
文献来源｜原载《中国翻译》2023年第3期，推送已获作者授权，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