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界对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属性已达成共识，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翻译研究方向的选题正反映出这一跨学科融合的趋势。文章重点剖析国家社科涉译重大项目的主要选题和内容，探讨翻译跨学科研究路径，考察具体的研究领域，指出翻译研究在拓宽问题域的同时，以跨学科促进翻译学自身发展是学科建设之重。
关键词：翻译; 跨学科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缘起
翻译学自创立以来就深受语言学、比较文学、文化学等的启示，对文本翻译的体系化认知最初来自语言学理论。对翻译学科一直存在边界模糊的诟病，而事实上人文学科都可能存在研究对象不明确的问题，比如文学、文化研究的对象也很难明确定义。翻译研究边界的不确定性反而使其具有开放性，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而产生变化，自我更新和丰富。可以说，“有些学科本身就是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翻译研究即为其一”(傅敬民，2022)。
苏联时期的翻译理论曾有“语言学派”和“文艺学派”之争，西方翻译学主要借鉴语言学研究方法，发生文化转向后更是借鉴诸多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可见翻译学创始之初就跟其他学科产生了天然联结。如果说翻译研究前期是借助邻近学科进行本体研究，后期的跨学科借鉴则是从外部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边界。在“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翻译研究与传播学、数据科学、历史学、认知科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进行了更为紧密的结合。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翻译方向的选题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翻译跨学科研究的趋势。为此，《外国语》编辑部于 2022 年 8 月 25 日举办了“第五届《外国语》翻译研究高层论坛”，特邀部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围绕“翻译研究的跨学科融合”这一主题展开研讨。本文通过总结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选题以及受邀外语界首席专家的项目内容和在论坛的发言，探讨跨学科翻译研究的主要方向。
2.翻译本体研究
翻译本体即翻译行为，张柏然(1998:47) 曾指出: “(作) 译者、(作) 译品和读者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译学研究系统。”这一段论述和 10 年后谢天振(2008:9) 提出的翻译研究的本体类似: “在语言文字转换过程本身之外，它必然还包括译者、接收者等翻译主体和翻译受体所处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还包括对两种语言文字转换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的各种文本以外的诸多因素。”张柏然(1998:48) 从形而上学的层面提出了翻译本体论的构建: “翻译之在即翻译活动，翻译活动即翻译之在，这两者原本等义。翻译正是在一种特殊的人类的‘生命－精神’的活动中方才显现其身，这种活动虽然不是实体性的在者，但却是翻译作为一种对象存在的终极根据。因此，本文把对这种终极根据所做的形而上学的研究称之为‘翻译本体论’。这样，对‘在’的重新把握，不仅体现了一条形而上学的新思路，而且正是在本体论上获得定位之后，翻译作为活动方才形成它的研究谱系: 如对这种活动所作的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文化学、语言符号学的差异性研究(这些研究从不同学术视角给出了翻译活动的不同的存在本质) ; 甚至还可转入活动本身，关注它的生成机制、操作表现、动作方式、过程效应及其价值意义等。因此，翻译本体论的重建，乃是把‘活动’作为翻译生态的根本性存在，并试图从此出发形成丰富的 ‘活动研究系列’，用以完成对于翻译的最后体认。” 从哲学角度来讲，翻译是一种活动，也就是译学所说的翻译行为，翻译本体研究不仅可以关注翻译行为本身，还可以从相关学科视角对其进行差异性研究， 对翻译本体作出跨学科的阐释。基于翻译本体的跨学科研究更具有翻译学价值，在翻译研究跨学科融合的大背景下，加强翻译本体研究的意义不言而喻。在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和“第五届《外国语》翻译研究高层论坛”报告中，不乏对翻译本体的研究，下文择要分述。
在论坛上，黄忠廉教授作了题为《译论固本跨科研究路径》的报告。他指出，译论在加强跨学科融合的同时，也需要正本清源、正本增源，并给出译论固本跨科的研究路径图，认为翻译的跨学科研究应以“近亲跨科为主、远亲跨科为辅”，提出译论固本跨科研究的循环步骤: 第一步为由本跨科拓新，包括跨科三步连动宏观推进、渐次跨科与骤然跨科、独自跨科与联袂跨科、跨内容和借手段; 第二步为译论研究的由新返本归元，即跨科为翻译学科发展服务，译论跨科后应新旧相生，跨科后再回望译论、深化认识; 最后形成译论研究的“固本－拓新－固本”式循环，实现译论研究的正本强基、跨科借力。据此，翻译研究者在进行跨学科拓展的同时，仍负有深化、发展译学研究的使命。
由杨平编审担任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重要政治术语翻译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研究”以政治术语的翻译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国特色话语对外翻译标准化术语库”进行细化研究，以此推进对外话语体系的建设。中国特色政治术语翻译是翻译实践的难点，也是翻译研究必须面对的基本问题之一，“由于中国特色术语对外翻译在概念移植、语符转换与交际适应三个维度所面临的特殊复杂性，跨文化知识再生产的实践总是面临问题与挑战”( 魏向清，杨平，2019:95) 。政治术语的有效翻译是建设对外话语体系的必要条件。
张威教授在论坛上作了题为《中国政治话语 “隐含叙事”的翻译与评价———以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 第三卷) 为例》的报告，该报告以政治话语的翻译作为研究对象，借助中国政治话语汉英平行/ 类比复合语料库，聚焦分析其中主语隐含/省略句的翻译转换。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政治话语隐含叙事的翻译策略具有灵活性，翻译具有“主语化”特征， 添加逻辑主语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翻译策略。张教授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政治话语翻译叙事策略的相关建议，旨在加强中国政治话语对外翻译的规范性，提高中国政治话语国际表达的可理解性。
平行语料库作为翻译研究的辅助工具具有特殊的价值。继语料库翻译学后，胡开宝教授又提出了语料库批评翻译学，并在这届论坛上作了题为《语料库批评翻译学的边界与维度》的报告。他首先对 “语料库批评翻译学”进行界定，指出语料库批评翻译学的本质属性是语料库翻译学与批评翻译学的有机融合，分析了语料库批评翻译学跟基于语料库的翻译批评研究、语料库批评话语分析和基于语料库的翻译语言特征研究之间的差异，从而廓清语料库批评翻译学的研究边界。胡教授还阐述了语料库批评翻译学研究的五个维度，包括技术维度、意识形态维度、翻译文本维度、翻译过程维度和认知维度。
屈文生教授在论坛上作了题为《翻译的历史与历史的翻译》的报告。他提出“翻译的历史”即翻译史，包括文学翻译史研究和非文学翻译史研究，是跨学科的研究，而“历史的翻译”则是翻译本体研究。报告着重分析“历史的翻译”，即历史诠释，要求译者了解大历史观、唯物史观、革命史观等主要历史研究范式，并熟练运用基于历史知识和历史常识形成的历史理性进行翻译。历史翻译有助于讲好中国历史故事，构建与传播中国历史话语权，并帮助提升我国在参与全球治理中的国际地位与软实力。“历史的翻译”是一个历史话语研究的重要课题，屈文生(2022:17-22) 考察了“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译文，指出对历史事件的翻译不能处于“历史无意识”状态，即使不选择立场，译者也须依赖自身的“历史感”选择贴合历史常识的译名。事实上，“历史观构成立场，立场宣示历史观，历史观和立场主导译名选择”(同上:24) 。
在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中，近年来也不乏以翻译活动及其研究为主导的课题，如刘小枫教授的“《牛津古典大辞典》中文版翻译”、文炳教授的“《康德辞典》翻译及译名数据库建设”、薛恩奎教授的“新华现汉俄译工程”、尹飞舟和赵彦春教授同时获批的 “诸子典籍英译传播文献整理与研究”等。
3.翻译的跨学科研究
“翻译是以‘跨’为特征的一种活动: 跨语言、跨符号、跨文化、跨民族、跨时间、跨空间，甚至跨物种。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翻译研究也具有‘跨’的特征， 即跨学科性。”(蓝红军，2019:134) 如今翻译研究边界还在不断拓展。如果说从文化学、社会学、认知科学等学科视角对翻译进行本体研究是翻译活动研究谱系的完善，是“跨学科翻译研究”，那么，在新文科背景下，翻译学在加强自身建构的同时，也进行了外向型的“跨学科研究”。
3.1翻译研究与邻近学科的融合
文学、文化学、传播学、史学等学科始终和翻译学相伴相生。在“讲好中国故事”的语境下，传播学和译介学的结合日渐紧密。吴赟和张威教授同时获批的重大项目“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1949－2019) ”就是立足“译介” 和“传播”两个核心运作流程，探寻提升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能力的可能性路径。吴赟教授融合翻译学、传播学、语言学、政治学等多个学科视角，着重以中国特色外交话语、中国对外经济话语、中国对外文化话语和中国对外军事话语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和解读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的核心内涵与要素，并建设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多功能数据库以提供数据支撑，全面考察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和传播样态，以期能够构建提升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译介与传播能力的战略①。张威教授(2021:39) 也强调，中国对外话语的译介与传播研究“涉及政治学、外交学、话语分析、翻译学、传播学等不同领域，各学科只有加强协同配合，优势互补，才能共同推动中国话语对外传播有效实施”。
吴赟教授在论坛上还作了题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视域下中国文化对外翻译的几点思考》的报告。她首先提出中国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存在的主要矛盾以及应对策略，从主体对象、理论视角、实践路径等方面探讨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得失，并提出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具体路径，探讨了对外翻译的驱动力，呼吁学界充分关注对内翻译和对外翻译的本质差异，立足于对外翻译的实践，探索有效的理论指引。她同时指出承载着国家意志和立场的对外翻译实践可能会遭遇质疑，因此需要具有指导性的翻译策略和方法，并提出多学科融合下的对外翻译理论研究、双重需求驱动的对外翻译实践模式、基于受众的翻译效果研究以及技术赋能的多模态多媒介翻译研究方法的宏观架构。
胡开宝和杨明星教授同时获批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构建、翻译与传播研究”项目涉及翻译学、语言学、传播学和外交学的跨学科研究，“旨在探讨翻译与传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的理念、原则和方法，增进国际社会对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思想的理解和认同”(胡开宝，李婵，2018:6) 。该选题针对外交话语翻译的复杂性以及在对外传播中出现的现实问题，在翻译、传播以及翻译与传播联动层面展开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传播学和翻译学的紧密联系已为越来越多的学者所关注。袁筱一教授在论坛上也作了题为《国际传播视域下的翻译学研究》的报告。她首先给出了 国际传播的定义，强调其本质是将意欲传达的信息传播至目标受众，就此而言国际传播跟翻译的本质不尽相同，且国际传播的主体是国家，翻译的主体是个体。她进一步梳理了翻译研究的兴起和翻译理论的发展进程，指出国际传播处在翻译的社会学向度上。网络时代和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改变了信息的生产方式和加工方式，谁掌握传播的主导权谁就具有选择真相的权利，因此叙事和话语显得尤为重要， 而国际传播视域对翻译研究提出了新问题，在国际传播视域下翻译学和区域国别研究必然发生交叉。
由袁筱一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项目“非洲法语文学翻译与研究”的研究目的之一是“为了探索建立有中国学者自身的立场与方法的外国文学批评体系”。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是翻译的邻近学科，也存在学科交叉。该课题是非洲法语文学翻译与研究的系统性工程，在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视域下，探讨非洲法语文学史的建构、非洲法语文学作品与作家批评以及非洲法语文学的译介问题。她提出，“和所有外国文学在中国的学术历程一样，非洲法语文学也首先是从译介开始的”②。因此选编、翻译一套体现非洲法语文学特点的非洲法语文学代表性作品也是课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翻译史一直是翻译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黄忠廉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项目“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致力于书写中国译论发展史实，揭示中国译论发展规律，在“整体把握古今中外译论的差异与嬗变”的基础上，“勾勒中国译论进步的路线”( 费周瑛，黄忠廉，2021:8) 。课题旨在系统描写中国译论发生、发展的历史，在完善史料汇编的基础上，进一步“述而有作”，以史为鉴、推陈出新，并以西方译论发展为参照，“立中融西，创建融通中西的中国译论”③。
3.2非邻学科与译学的互鉴
传统意义上来讲，法学、政治学、电影学、医学等学科与翻译学并无交叉，然而在新文科背景下，学科间的互相依存和渗透日渐显著。翻译对打破中外研究壁垒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同时这些学科中也存在独特的翻译现象有待发掘。
屈文生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重大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文本翻译、研究及数据库建设”以翻译与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立法文本和司法案例为核心，将建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百科式多语种法律文本数据库和英汉、俄汉、阿汉法律文本及法律术语库与检索平台作为具体目标，旨在为今后沿线国家法律制度的进一步翻译和研究提供工具支持，该平台上线后将给中外法律制度比较等研究提供巨大的资料来源，值得法律研究者期待。该课题还将比较研究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法律制度，进而构建“一带一路”法律协调机制， 降低因中外法律冲突导致的交涉成本，提高合作效率，实现“一带一路”建设法制化④。
张法连教授的重大项目“美国国会涉华法案文本整理、翻译与研究(1979－2019) ”以国际关系学理论为指导，融合法学理论、现代语言学理论和翻译理论，遵循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研究传统相结合的原则，通过对1979年到2019年美国国会涉华法案的统计整理、对关键性涉华法案采用计算机辅助与人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翻译与翻译理论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美国国会涉华法案双语数据库(1979－2019) 。这三个部分为美国国会涉华法案的提案背景、影响以及应对机制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数据与基础性的前提。最终研究的结论也将再次反馈到美国国会涉华法案数据库中，从而进一步完善数据库，并完善涉华法案的分析整理与翻译研究。双语数据库建设也是普惠美国法律研究者的工程⑤。
在论坛上，张法连教授作了题为《国家法律翻译能力建设的对策思考》的报告。报告主要围绕 “什么是‘国家法律翻译能力’”“为什么要提高‘国家法律翻译能力’”以及“如何提高‘国家法律翻译能力’”等问题展开。张教授首先界定了“国家法律翻译能力”并指出其子能力，以丰富的例证说明法律翻译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认为要提高国家法律翻译能力，只有在提高对其认识的前提下，加强顶层设计，严控法律翻译质量程序，同时要改变法律翻译师资短缺的现状，法律翻译教师应真正具备跨学科能力，并获得法律英语证书( LEC) 。恪守职业伦理也是法律翻译的必要前提。
中国译制片是世界电影发展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金海娜教授的重大项目为“中国电影翻译通史”，在论坛上她作了题为《中国电影翻译通史: 内涵、方法与意义》的报告，展示了该项目的主体框架。她在描述中国电影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中国电影翻译通史的研究视角、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意义，指出电影翻译史研究的跨学科性质，结合翻译学、电影学、传播学、历史学等领域的理论展开研究，建立集外国电影汉译史、中国电影外译史、民族语译制史和无障碍电影翻译史于一体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电影翻译历史研究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体系。
此外，对翻译方向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身份进行考察后可以发现，领衔翻译类项目的专家队伍已远远超出外语专业，专家组成也呈现“跨学科”的特点，其中包括哲学、法学、政治、历史、医学等各界专家。哲学领域的翻译课题由哲学教授担任首席专家，如“尼采著作全集翻译”的首席专家孙周兴、“《威廉·詹姆士哲学文集》翻译与研究”的首席专家王成兵、“《马克斯·舍勒全集》翻译与研究” 的首席专家张伟、“爱思唯尔《科学哲学手册》翻译与研究”的首席专家郭贵春、“《斯宾诺莎全集》翻译与研究”的首席专家黄启祥、“德国早期诠释学关键文本翻译与研究”的首席专家金惠敏、“阿多诺哲学文献的翻译与研究”首席专家谢永康、“《列维纳斯文集》翻译与研究”首席专家朱刚、“跨文化视野下的非洲哲学研究与译介”首席专家王俊、“非洲马克思主义研究及代表人著作译介”首席专家郑祥福、 “文艺复兴哲学经典的翻译与研究”首席专家徐卫 翔、“《笛卡尔哲学著作集》翻译与研究”首席专家贾江鸿、“普芬道夫《自然法与国际法》( 八卷本) 翻译与研究”首席专家罗国强; 史学教授陈尚胜担任“壬辰战争史料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的首席专家，高志平担任“不结盟运动文献资料的整理、翻译与研究(1961－2021) ”首席专家，龙秀清担任“西方政教关系核心文献整理、翻译与研究”首席专家，湛如法师担任“印度古典梵语文艺学重要文献翻译与研究”首席专家; “中医药基本名词术语挖掘、整理及翻译标准化研究”的首席专家严世芸是著名中医药学专家; 法学教授支振锋担任“网络空间政策法规的翻译、研究与数据库建设”项目的首席专家，洪永红担任“非洲国家和地区法律文本的翻译、研究与数据库建设”首席专家，体育法学教授姜熙担任 “国外体育法律法规的翻译、研究与数据库建设”首席专家; 文艺学家朱国华教授担任“阿多诺文艺美学著作翻译、笺注与研究”的首席专家; 戏剧理论家孙大庆教授担任“欧美戏剧剧场资料翻译与研究” 首席专家; 政治学教授杨雪冬是“当代中国重要政治文献多语种数据库建设”的首席专家，于海青是 “国外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论述编译与研究”的首席专家; “宗喀巴传记文献整理挖掘翻译及其精神研究”的首席专家是藏学教授何峰; “拜占庭文学的文献翻译与文学史书写”的首席专家是中文教授刘建军，等等。翻译类重大项目不仅首席专家的身份多元，每个重大项目的子课题负责人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也是多样互补，彼此之间构成了一个相辅相成的跨学科合作团队。相当比重翻译类重大项目的首席专家都由课题所涉专业的学者而非外语专业学者担任，有留学背景的首席专家凭借扎实的语言功底和专业素养，从事专业性翻译游刃有余，有的课题则依靠跨学科团队中的外语专业成员展开翻译活动。
4.翻译实践与理论对其他学科的反哺
综观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选题，相当数量的翻译方向课题是“翻译与研究”，翻译对象包括哲学家作品集、政治文献、文学作品、文论、史学等。诚然，翻译实践就是一种基本翻译行为，产生的译作是翻译研究和其他学科研究得以开展的基础。
除了前文所举的课题是由非外语学者担任首席专家外，外语界的学者也领衔了翻译实践相关的课题，如: 闫国栋教授担任首席专家的“俄罗斯版《中国通史》翻译与研究”是在文本翻译的基础上对其展开汉学、史学研究; 罗林教授领衔的项目“阿拉伯史学经典《历史大全》的汉译与研究”所翻译的史学经典有助于历史学者研究阿拉伯史; 袁筱一教授的 “非洲法语文学翻译与研究”包括非洲法语文学的翻译，为世界文学研究展开非洲法语文学的图景; 张生珍教授的项目“《世界儿童文学百科全书》翻译及儿童文学批评史研究”也包括文本翻译，其成果将促进儿童文学研究; 尚必武教授的“当代西方叙事学前沿理论的翻译与研究”、周启超教授的“现代斯拉夫文论经典汉译与大家名说研究”等项目都包括文论翻译的实践活动，其成果将推动文学理论研究; 赵蕾莲教授的项目“《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全集》德译汉与研究”中全集翻译占有很大比重，全译本的出版将助力国内心理学研究。英语专业出身的屈文生、张法连教授经历研究生阶段的法学转型，同时保持对翻译研究的投入，成为复合型外语人才中的佼佼者，此类专家成长为翻译跨学科研究的领军人物实属水到渠成，他们的课题包括双语、多语平行语料库建设，将为法律工作者提供参考。
翻译自诞生之初就是连通世界的桥梁，各类学科的翻译使得学科知识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得以传播，对各学科发展作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甚至可以说，学科发展要取得长足的进步，都离不开翻译。翻译实践的成果是本学科、他学科展开研究的沃土。
不仅翻译实践直接推动多种学科的发展，翻译研究的成果也滋养着其他学科。韩子满(2018:77) 认为: “有些学者的跨学科研究做得虽然有声有色， 但由于早先来自其他学科，仍然有可能念念不忘其之前的学科，倾向于把翻译研究视为自己所在学科的附庸，从而也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翻译研究的影响。”文中所举的典型例子是比较文学背景的著名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内特，她虽然是跨学科翻译研究的早期推动者之一，但是后来却宣称“无论是比较文学还是翻译都不应视作学科，二者都是研究文学的路径，是互惠的阅读方法”(同上:77) 。这些转型学者的学术履历恰恰说明翻译学和其他学科间的互动关系，翻译学的发展始终受惠于其他学科; 同时，翻译领域的理论视角、实践成果、研究对象、研究结论等又被其他领域用来推动各自学科的发展，从而拓展了翻译学科在整个人文、社科以及其他科学领域的影响，提升了翻译学的学科地位。许钧 (2014:2) 曾针对翻译史的研究指出: “加强翻译史研究，还有助于扩大译学研究对相关学科的影响力。我们发现，从目前译学界所开展的翻译史研究来看， 翻译史研究与中外思想交流史、文化接触史、文学交流史、社会发展史，乃至国际关系史密切相关，翻译研究对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可能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屈文生的法律翻译史研究成果两次在历史学界最具权威的学术刊物《历史研究》上发表”(同上) ，正是翻译史对史学研究产生影响的个案。
5.结论
通过列举、梳理近年来翻译类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以及课题首席专家在论坛上的主旨发言，我们发现翻译跨学科研究模式中“1 + 1”的模式并不多，更多是“1 + 多”，国社科重大项目中的翻译研究选题已然有多学科融合的趋势，“邻近”与“非邻近”其实无法准确划分，而且在“1 + 多”的跨学科研究模式中，翻译可以同时和邻近、非邻近学科结合。翻译研究的跨学科融合也体现在翻译学者的“跨学科转型”，部分翻译课题的首席专家就是典型的跨学科人才。翻译学科人才在知识结构上除了具有外语能力和比较文学、语言学、文化学等学科知识外，越来越多的学者拥有了“非邻”学科知识，可以融会贯通地展开跨学科翻译研究。
当然，在跨学科研究趋势日渐兴盛之际，我们也不得不重提许钧教授(2003:56) 在近十年前发出的关于“清醒地保持独立的翻译学科意识”的警示。埃德温·根茨勒(2019:145) 曾以 20 世纪末圣哲罗姆出版社推出的“翻译理论探索”系列丛书为例，指出跨学科研究的书名多以 and 为标志，认为其“关注的重点一是不同学科内部的平行发展，二是各学科在自身范式下的单向发展，二者仅在偶然的情形下出现交叠”。他认为世纪之交时出现的很多翻译跨学科研究专著都有此特点，“翻译一下子滋生了众多的伙伴与合作者，这确实是一个成果丰硕的时期。通过借用其他学科的思想与概念，翻译研究学者能够探知其他翻译研究现象中的玄机，翻译研究学科随之迈向另一个发展高潮。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 这一跨学科时期未能向纵深充分发展”。如今国内的翻译跨学科研究在不断拓展研究边界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不同学科间并未充分融合的现象。蓝红军(2019:138) 将跨学科研究分为“为学科自身的研究、为新学科的研究和为横断学科的研究”三个层面，“翻译学的跨学科研究属于为了学科自身的研究，是整个跨学科研究体系的基础层面”。而目前的跨学科研究在快速向外拓展的同时，对以跨学科研究促进翻译学内化发展的问题尚关注不够。正如傅敬民(2022) 所指出: “在‘横跨’的状态下保持自身的相对独立性，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才能得以健康、持续、有效的发展。”跨学科研究路径无疑可以拓展翻译学的研究对象，但是俄罗斯翻译理论家加尔博夫斯基强调指出，不能将翻译研究的跨学科路径和翻译学的跨学科地位混为一谈，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可能是跨学科的，因为翻译学有其独特的客体和研究对象。(纪春萍，2020:108－109)
注释
①参考吴赟重大项目投标书“中国特色对外话语体系在英语世界的译介与传播研究(1949－2019) ”。
②参考袁筱一重大项目投标书“非洲法语文学翻译与研究”。
③参考黄忠廉重大项目投标书“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史研究”。
④参考屈文生重大项目投标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法律文本翻译、研究及数据库建设”。
⑤参考张法连重大项目投标书“美国国会涉华法案文本整理、翻译与研究(1979－20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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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敏宇，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编辑部编审，研究领域: 翻译学、文学翻译、叙事学。
文献来源｜原载《上海翻译》2023年第3期，推送已获作者授权，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