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古烈是 20 世纪上半叶唯一一位在中国古代散文领域深耕细作的法国汉学家，其译本《中国古文选》是法国本土出版的首部中国古代散文选集，对后世中国古代散文在法国的译介与传播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以《中国古文选》的翻译为研究对象，探究法国汉学家马古烈在历史语境下对中国古代散文有意识的接受与阐释方式，重点考察他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和对翻译策略的运用，并深入分析历史语境下《中国古文选》的译本功能与译本地位，以期为中国古代散文外译提供有效路径与实证支持。
关键词：法国汉学；《中国古文选》；马古烈；历史语境；译本功能
中国古代散文历史悠久，在三千多年的演进历程中产生了无数名篇佳作，描绘并勾勒出中国历史上万类纷呈的大千世界。与中国古代散文源远流长的历史相比，中国古代散文在法国的翻译与接受要晚得多，《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庄子》等诸子散文和《春秋》《国语》《左传》《史记》等史传散文到了17世纪方才陆续被译介至法 国，而且其翻译目的直至19世纪末仍集中于作为传教士宣扬教义的参考资料或专业汉学家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历史思想的典籍文献，出版的译本在法国也大多被归入哲学、 历史、宗教三大类中，其文学价值尚未被重视。
法国汉学家马古烈（Georges Margouliès，1902-1972）所译中国古代散文选集《中国古文选》（Le Kou-Wen chinois, recueil de textes avec introduction et notes）于1926年在巴黎出版，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开始作为“文学”类别进入法国读者的视野。作为中国古代散 文法译的“拓荒者”，马古烈既要面对法国读 者尚不了解这一中国古代文体的现状，又要对中国古代散文在三千多年发展史中积累的无数散文篇章进行甄选，在翻译文本的选择和翻译策略的运用上，马古烈充分发挥了汉学家与译者双重身份下的主体性。本文以其译本《中国古文选》为研究对象，探究马古烈在历史语境下对中国古代散文有意识的接受与阐释方式，重点考察他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和对翻译策略的运用，深入分析历史语境下《中国古文选》的译本功能与译本地位，以期为中国古代散文外译提供有效借鉴与实证支持。
01中国古代散文在法国的“拓荒者”：马古烈及其《中国古文选》
马古烈，俄罗斯裔法国汉学家，师从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获文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巴黎东方语言学院。马古烈精通多国语言，在中国古代散文方面著述颇丰，著有《中国古文选》《〈文选〉中的赋》《中国艺术散文的演变》《中国文学史：散文 卷》《中国文学史：诗歌卷》等书，其中《中国古文选》是第一部在法国出版的中国古代散文译本，也是迄今为止收录中国古代散文篇目最多的法文译本；而他编写的《中国文学史：散文卷》则是在欧洲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散文史，也是目前唯一一部用法语写成的 中国古代散文史。作为中国古代散文法译的 “拓荒者”，同时也作为 20 世纪上半叶唯一一位在该领域辛勤耕耘的法国汉学家，马古烈翻译的《中国古文选》于1926 年一经问世，即在欧洲汉学界引起热烈反响，并在之后的近百年间成为被引用最多的法译本。
《中国古文选》以朝代为纲，从《春秋公羊传》始至明代《五人墓碑记》止，翻译散文共计120 篇，基本涵盖了中国古代各时期的著名篇目，如《过秦论》《出师表》《兰亭集序》《桃花源记》《滕王阁序》《阿房宫赋》《师说》《岳阳楼记》《朋党论》，等等。然而，要想在中国古代散文三千余年间积累的无数篇章中挑选出最具代表性的 120 篇并 非易事，马古烈在选择翻译对象时不但参照 《古文观止》《古文析义》《古文评注》这三部代表中国古文传统的典范之作，还以汉学家的眼光有意识地增加唐、宋两代的散文篇目，更为重要的是，他充分借鉴了意大利汉学家、天主教士晁德莅（Angelo Zottoli）编 写的五卷本拉丁文—汉语双语教材《中国文化教程》，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的英译中国古代散文选集《古文选珍》，以及德国现代汉学奠基人顾路柏 （Wilhelm Grube）所著《中国文学史》，这三部欧洲权威译本的译介经验与成果为马古烈《中国古文选》的选篇和翻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马古烈看来，《中国古文选》中应当选择翻译在中国广为流传、家喻户晓的散文篇目，故而书中古文“均出自中国古代最为著名的古文选集——《古文观止》《古文析 义》与《古文评注》”（Margouliès，1926b：C）。马古烈对自己所参考的古文选有相当清晰的认识，对选文标准也有极佳的把握。在他看来，《古文析义》所选散文最多，因此作为选文的参考基础，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 证文体和内容的多样性与丰富性，也可以保证选文质量的高水准；而《古文观止》虽篇幅较短，但注释部分比《古文析义》丰富， 且所含篇章与《古文析义》多有重叠，因此在遇到同一篇目时可优先参考《古文观止》， 以丰富法文注解，便于法国读者理解；关于《古文评注》他则认为，其散文承袭于《古文观止》，且注重注释和评论，其中的批评性解释可作为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散文的重要依据。此外，马古烈自选古文27篇加入选文篇目之列，并将苏洵、苏辙二人的散文作品放入其中，这一做法不仅极大地突出了唐宋八大家在中国古代散文中的地位，也体现了马古烈本人独到的学术眼光，尤其反映出他对韩愈、苏轼二人散文的偏好。他认为“韩愈是古文、散体文和骈文的集大成者”（车琳，2016：132），“苏轼是宋代中期最重要的散文家和文坛领袖”（Margouliès， 1949：227）， 以上观点与马古烈一直以来对二人的高度评价相一致。马古烈查阅了包括“《十三经注疏》《易经》《诗经》《汉魏业书》《国语详注》《楚辞集注》《全上古三代 汉魏六朝文》《古文苑》《说文解字》《论衡》《三国志》《笺注陶渊明集》《文心雕龙》《梁昭明太子集》《全唐文》《王阳明先生全集》 《康熙字典》”（Margouliès，1926b：CXVI）在内的众多中国古文典籍，他在深入理解典籍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所长，构建起《中国古文选》的翻译目录与选文内容，能在20世纪20年代即出版如此厚重的译本实属不易，可谓煞费苦心。
经笔者统计，《中国古文选》内的120篇古文，马古烈自行从古汉语原文译为法语的有27篇，其余93篇法语译文中有29篇单独 参考《中国文化教程》中的拉丁语译文，17篇单独参考《古文选珍》中的英语译文，1篇单独参考《中国文学史》德语译文，另有46篇同时参考上述三部译著中的两部或三部。可见马古烈在序言中所说“以上三部基本是关注这一文体的主要欧洲著作”， 看似轻描淡写，实则极具分量。因为就这三部译著而言，《中国文化教程》是在欧洲影响力颇大的中文—拉丁文双语对照教材，《古文选珍》则填补了中国古代散文英译的空白，而《中国文学史》通俗易懂，是在德国汉学热潮下应运而生的经典文学史著作。“这三部欧洲著作被称为中国古代散文欧洲学术性译本的开先河之作，也代表了当时欧洲对中国古代散文翻译的最高水平，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唐铎，2020：87）再就马古烈参照 的译者而言，晁德莅、翟理斯、顾路柏三位都在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翻译和研究中取得了显著成就，对中国文学与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影响深远。晁德莅长期在中国传教，创办的徐汇公学不仅为教廷培养神职后备人员，而且也负责培训来华传教士。英国的翟理斯曾任驻华外交官，后在剑桥大学任教三十余年， 是研究先秦经典的专家，在欧洲汉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德国的顾路柏为推广女真文化，专门创建东亚文化博物馆，且精研中国文化和民俗。三部译著不仅反映出马古烈对多种语言的驾驭能力，也反映出其深厚的学养和宽阔的学术视野，同时，通过对照英语、拉丁语、德语的译文和注释，他也在翻译《中国古文选》的过程中获得了最为直接、有效的参照和帮助。
由此可见，法国汉学家马古烈在《中国古文选》散文篇目的选择上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中国古文选》遵循的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学术路径，选择翻译的是古代散文 历经三千年大浪淘沙后留存于世的精华之作，是对欧洲已有中国古代散文译本的继承和超越；第二，马古烈在翻译时重点参考了欧洲极具分量的拉丁语、英语、德语译本，由此既提高了翻译的效率，又为正确理解文本和 注释含义提供了双重参照与保障；第三，《中国古文选》充分体现了马古烈的深厚学养与学术抱负，他基于对中国古文传统的深入理 解，“有意识”地添加散文27篇，说明他的中国古代散文法译本并非“拿来主义”的产物，其中凝结了马古烈作为译者与汉学家的双重思考。正是由于马古烈孜孜不倦地在散文选择、译文参考、篇目增添三方面进行仔细推敲，使得《中国古文选》尽管只是中国 古代散文的首个法译本，却一经问世便跻身于欧洲中国古代散文权威译本之列，成为该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译本，并且在此后近百年间，再无其他法译本能在体量上与之争锋。
02历史制约与主观自觉：马古烈的译文特点与策略选择
《中国古文选》一经问世便跻身于权威译本之列，成为后世法国学者引用最多的中国古代散文集，译者马古烈也被国学大师黄侃评价为“汉语娴熟，于吾国学亦多有研讨”（李倩，2007：80），更被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誉为“最早系统研究 中国古代散文的法国汉学家”（顾彬，2008：2）。但是，《中国古文选》在当时的接受情况并不理想。法国文学评论家艾米勒·加斯帕东（Emile Gaspardone）于《中国古文选》出版次年发表书评，批评其译文是“糟糕的语言”（Gaspardone，1927：383），“译文拘泥于字面含义，似乎常常是冗长而模糊不清的，最终让人们迷失了方向”。为何精心挑选和翻译的《中国古文选》在学者间却得到反差如此之大的评价，该译本的译文水平究竟如何？笔者通过仔细研读《中国古文选》，并结合马古烈为各译本所写序言及其书信、谈话等资料，发现马古烈的译文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翻译特点。
字字对应的直译方法。马古烈译文最为突出的特点是逐字、逐词、逐句直译，力求译文的字句顺序与原文保持一致。如《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首句“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马古烈译为：Le ciel et la terre, ce sont les demeures momentanées des dix mille choses. La lumière et l’ombre [le temps], ce sont des hôtes passagers des cent époques et notre vie flottante est comme un rêve.（Margouliès， 1926b：159）（ 意 为：天地是万物的刹那。光影 [ 时间 ] 是一百个时代的过客，我们的 浮生如梦。）马古烈在译文中以 Le ciel et la terre 对 应“ 天 地 ”、dix mille choses 对 应 “万物”、la lumière et l’ombre 对应“光阴”、 hôtes passagers 对 应“ 过客 ”、cent époques对应“百代”，不仅是词语对应，更是做到逐字对应、逐句翻译。再如：“不有佳咏，何 伸 雅 怀？” 一 句， 马古烈译为：S’il n’y a pas de belle composition, comment peuton exprimer tous ces beaux sentiments?（ 同 上：160）（意为：若没有佳作，我们如何抒发这所有美好的情怀？）在这句中，马古烈完全保留了汉语的语序，以s’il n’y a pas 对应“ 不有 ”，以 belle composition对应“佳咏 ”，以comment 对应“ 何 ”，以 exprimer 对 应“ 伸 ”，以tous ces beaux sentiments 对应“雅怀”，使法汉语序完全一一对应。马古烈译文逐字对应、逐词对应，且基本依照 字面意思进行翻译的方法是他译文最为突出 的特点。此外，他还有意保留原文的语句顺 序，使译文中各句的顺序与原文保持一致，可谓是在字、词、句三个层面都做到一一对应。
以括注内容补足语义成分。由于汉语语句短，较少使用复合结构，而法语语句长且从句较多，因此，在逐字翻译时常常会出现译文不符合法语语法或缺少句中必要成分的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马古烈在译文 中添加括号，将所缺成分放置其中给予补充，这样既凸显了对原文的对应，将原文对应字与译者所加字区分开，又使句子符合法语语法结构。如在译《洛阳名园记》首段中“盖四方必争之地也”一句时，马古烈译为Par conséquent, c’est un endroit pour [la possession duquel] lutteront certainement [les gens] de tous les quatre [coins du monde].（同上：237-238）（ 意 为：因此这是个[世界上] 四 [个角落][的人们]都[为了占有而] 必会争取的地方。）译者首先以关系代词引导的从句引出目的“占有”，再补充“必争”的主语是“人们”，同时解释“四方”为“世界的四个角落”，通过将原文的简单句扩充为主从复合句的方式，再在其中添加语法、意义上需要补充的部分。又如《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中“如诗不成，罚依金谷酒数”一句，其中涉及主语的省略和典故的运用，马古烈翻译为 [On fait un concours poétique et si] le poème n’est pas écrit, on punit d’après le nombre [de coupes] à boire de [la réunion] de la Vallée d’Or.（同上：160）（意为：[大家比赛作诗，如果]诗未成，就根据黄金谷[酒宴上]要喝的[杯]数来惩罚。）“诗”的主语是夜宴的兄弟，且作诗有切磋赏玩之意， 这在原文中并未道明，因此马古烈添加“大家比赛作诗”这一前提。“罚依金谷酒数”一句含有典故，指若宴会中的某人写不出诗来， 就要按照古代金谷园的规矩罚酒三觞，马古烈在翻译时仅在译文中补充了“酒宴”和 “杯数”二词，将“金谷”的典故放在脚注中，这样既保证了句子语法结构的正确和语 义的完整，同时对篇幅较长的解释添加脚注，也保证了译文主体内容的完整和主体结构的简练。
用词简单直白。马古烈不但追求译文与原文字字对应，而且在选择词汇与句法时，采取简化的方式，以使译文显得浅显易懂，但同时也导致译文过于直白、不够文雅。再以上文所述《春夜宴从弟桃花园序》为例，首句“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 中，“万物”一词马古烈用 chose（事物）而非 créature（造物），而“过客”一词马古烈 为了分别对应“过”“客”则译为在法文中颇为奇怪的组合 hôtes passagers（经过的客人），结果在词汇的语级上仅停留在通用语层面，没有采用文学作品常用的雅语；在句法上，两句马古烈均用主系表结构的简单句，放弃了法语多使用主从复合句的译法。又如上文所述“不有佳咏，何伸雅怀？”马古烈甚至使用 il y a（有）peut-on（我能）等偏通 俗语的口语化表达。再如“幽赏未已，高谈 转清。”马古烈译为 La réjouissance poétique n’est pas encore terminée, la conversation élevée devient de plus en plus pure.（同上） 句中没有使用 infini（无止境）这一具有否 定含义的形容词，而用了否定句式n’est pas encore terminée（还没有结束），“转清”没有使用动词 purifier（ 使清澈 ）， 而译为de plus en plus pure（越来越清澈），用程度副词短语 de plus en plus（越来越）修饰形容词 pure（清澈的），虽保留了原文含义，但译文较长且内容直白，从法语语级上看，也因为译文较少出现雅语语汇，给人以不够文雅的感觉。
译文冗长生涩。选择逐字对应、逐句对照的直译法虽然能达到表意直白的效果，但会造成译文生涩、刻板，甚至冗长的问题。如《愚溪诗序》“爱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绝者家焉”一句，马古烈以 J’ai aimé ce ruisseau, j’ai avancé de deux ou trois li, j’ai trouvé un endroit encore plus beau et j’y fixai ma demeure.（同上：227-228）（意为：我喜欢这条小溪，我前进了两三里，我发现 了一个更美的地方，于是我在此处建造了我的住所。）四个并列句译出，而且主语均为je（ 我 ）， 主语重复且分句很短并非法语的常规用法，给人以累赘、生硬、不自然之感。此外整段译文变长，也造成句义简单但译文冗长的结果。由于马古烈首先考虑的是遵循古文的原文，因此以古汉语的结构套用现代法语语法结构，导致整段、整篇均出自同一种翻译方式，使译文显得晦涩、冗繁，大大降低了读者的阅读体验。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一一列举，但综观马古烈的译文可以发现，从翻译方法上看，逐字直译是其翻译的核心与前提，添加语义成分、用词直白、译文冗长是其辅助翻译手段及其产生的结果。然而，从前文已知，马古烈无疑是一位具有深厚古文学养的学院派汉学家，这一点也可从黄侃、顾彬二人对马古烈的赞誉中得以佐证。那么为何马古烈的学术身份与其实际译文水平存在差距？倘若我们将视野放至马古烈所处的历史语境，答案则不言自明。
20 世纪初法国的汉学研究已从传教士 汉学研究转向学院派汉学研究。通过以儒莲（Stanislas Julien）、 沙畹（ÉmmanuelÉdouard Chavannes）、微席叶（Arnold Jaques Vissière）等为代表的数代汉学家的努力， “法国汉学研究范式和研究成果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也逐渐走向系统和深入”（陈友冰，2007：1）。这一时期 的研究人员从传教士转变为专业学者，涌现出包括伯希和、马伯乐（Henri Maspero）、葛兰言（Marcel Granet）、马古烈等在内的一大批优秀的学院派汉学家，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曾到访中国，有的甚至在中国生活多年，专业汉学的系统训练和实地考察的亲身经历使他们积累了深厚的汉学学养，在他们的带领下，中国古代文学在法国的翻译、研究和传播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然而，与汉学家翻译、研究走向纵深开拓的局面，以及与中国古代诗歌、小说已有一定读者基础的情况相比，20 世纪初中国古代散文在法国尚属全然未知的领域。当时尚未有法国本土出版的中国古代散文译本，已有的法语译本皆在中国出版，且均为针对在华传教士及其储备人员的古文语言教材。因此，与马古烈作为学院派汉学家所具有的深厚古文学养与专业训练相对应的，是法国本土的普通读者对中国古代散文的了解尚处于闻所未闻的空白阶段，中国古代散文学术研究与大众读者接受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面对这一差距，马古烈选择采用逐字直译的翻译方法，并在《中国古文选》序言中作了简要说明：我们的目的仅是介绍这些译文，这些译文将通过展现原文丰富的内容来弥补我们在翻译上的缺失……我们现在想请读者谅解，谅解有时我们的译文存在风格上不明确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宁愿放弃法语的文雅，也不愿放弃与汉语原文的一致性。（Margouliès， 1926b：CI）
可见，马古烈翻译时首要考虑的是保持译文与原文内容、思想的一致性，其次考虑的才是译文的风格和雅韵。显然，马古烈十分清楚选择逐字直译的目的，并且已经预估到读者可能出现的反应，因此在序言中加以说明。故而“糟糕的语言”、“译文拘泥于字面含义”并非是马古烈语言能力和学术素养所不及，实则是他有意为之的结果。
《中国古文选》出版后，马古烈又翻译出版了《〈文选 〉中的赋》， 他在该书序言中进一步说明在社会、历史语境制约下，他的翻译目的以及对逐字直译策略的自觉选择。马古烈认为，翻译中目的语国家的读者要想欣赏源语国家的作品，首先需要对源语国家的政治制度、历史、习俗、文学等有所了解，只有源语国家与目的语国家在文化上产生互动，读者才可能有意愿、有能力欣赏源语国的文学作品。然而悖论在于，对源语国文化的了解最初仅能通过翻译得到，而不了解源语国文化则无法培养出有欣赏能力的目的语国读者。因此，在产生文化互动的初期，目的语国的读者必将经历一个既不了解源语国文化，也无法很好地欣赏源语国文学的初始阶段。为解决这一问题，马古烈只能采取折中的方法，通过如同教科书一般逐字逐句的解释，让读者先理解文本的大意，使译文首先保证意义的传达，不得不“更倾向于呈现一个几乎直译的译本，尽可能明确地向欧洲人展示出一切可能令人感到陌生的东西 ”（Margouliès，1926a：2）。当未来的读者对源语国文化具备一定的了解后， 自然“将会有译者译出更具艺术性的译本” 。
可以说，马古烈以一己之力拉开了中国古代散文法译的序幕。虽然《中国古文选》在问世之初因其逐字直译的翻译风格受到诟病，但这是马古烈基于历史语境主动做出的折中选择，这一选择为读者与后世译者提供了理解中国古代散文的基石。《中国古文选》 也如他所愿，在近一个世纪的散文法译历程中成为被参考、被引用最多的权威译本，在中国古代散文法译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学术价值非但没有蒙尘，反而在时间的洗礼下愈发显得可贵。
03结语
马古烈是20世纪上半叶唯一一位在中国古代散文译介领域长期耕耘的法国汉学家，他以拓荒者的姿态翻译出版了《中国古文选》，其中涵盖自先秦至明清各个阶段中国古代散文的代表性篇章，首次将中国古代散文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呈现于法国读者面前。马古烈的翻译选择以中为体、以西为用，对翻译对象的选取遵循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的选文路径，在此基础上充分借鉴英语、德语、拉丁语译本的译介成果，并充分发挥译者与汉学家的双重主体性，有意识地增加唐、宋两代散文的翻译篇目，以此保障译文的准确性、代表性和经典性。在翻译方法的选择上，马古烈采用了逐字直译法，看似简单、直白、口语化的译文实则是为了优先保证原文意义的准确传达，这是由20世纪初的法国本土读者对中国古代散文的了解尚处于肇始阶段的历史语境决定的。主动牺牲译文的雅韵既是马古烈受历史语境制约下不得已的自主选择，也是中法文化互动初期折中翻译过程中的必然结果。
文学翻译是一个不断精益求精的过程，且翻译对象、翻译策略的选择皆与其所处的历史语境密不可分，只有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与社会需求，才能真正理解译者看似“不合理”的翻译策略，才能看到译本背后蕴含的深刻的译者主体性。由此而论，在当今推动中国文化 “走出去”的背景下，中国古代文学的外译应在充分尊重译者主体性的同时，认识到每个时代的译本都有它的历史使命和多重价值，不必急于以短期内译介与传播效果的成败论英雄，而应立足长远，在中华传统文明跨文化交融的漫长历程中有耐心、有信心地等待其生根发芽。而马古烈及其《中国古文选》的译介经验对深入理解中国古代文学经典的海外传播，具有鉴往知来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唐铎，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法语系讲师。研究方向：翻译学、法国汉学。
文献来源｜原载《中国翻译》2023年第2期，推送已获作者授权，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