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外来文化与文学资源的大规模引入和功能发挥，是中国现代文学区别于古典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翻译文学是其最直接和最突出的表现。近代以来的大量汉语翻译文学实践及其翻译作品，其数量之多、持续时间之久、对本土文学与文化的影响力之大，为世界文学史和世界翻译史所少见，它从文学观念、文学语言、文类体系和学术范式等方面，全方位地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也为当代文学研究呈现了多学科的意义。
关键词：汉语翻译文学；文学观念；文学语言；文类体系
一
当代作家王小波曾说过：“最好的文体都是翻译家创造出来的。傅雷先生的文体很好，汝龙先生的文体更好。查良铮先生的译诗、王道乾先生翻译的小说这两种文体是我终生学习的榜样。”“查先生和王先生对我的帮助，比中国近代一切著作家对我的帮助的总和还要大”，假如没有这样的人，“最好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无处去学”。如果这种说法带有明显的个人经验色彩，那么诗人王家新则更多地着眼于当代文学发展的整体，提出：“回想新世纪开始的这十多年，在文学翻译方面，虽然还不能说它有多么‘伟大’，但它仍不时地给我们带来发现的喜悦，它所译介的一些外国作家和作品，扩展和刷新了我们的视野，也在暗中影响着这些年来的思想氛围、文学趣味和写作趋向。可以说，它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文学整体的一部分。”王家新的这个判断，不仅针对21世纪中国文学空间中翻译文学的状况，同样也适合于当代中国文学乃至整个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状况。
作为一种持续发生的文学存在，翻译文学既可以指外国文学的本土翻译（这里主要指汉语翻译）文本，也可以指外国文学译介的实践。后者包括狭义的翻译即外国文学文本的汉语化转换，也包括外国文化与文学思潮和文本的出版、传播、评价和研究，这就是新兴的比较文学“译介学”（Medio-Translatology）所指称的范围和研究对象。如果就其在中国文化空间所产生的效果而言，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即汉语翻译文学本身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所以特殊，因为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为民族文学主体的创作文学，即由中国作家写作的文学文本；其所以重要，因为它是中国新文学发生的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参照系和催化剂，并伴随中国新文学的每一个发展阶段。近代以来的每一次重要的文学转型，每一种重要的文学思潮，甚至每一个重要作家的文学生命，都与翻译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因此，作为中国文学的特殊而重要的组成部分的传统，至少需要追溯到中国新旧文学转型时期，即开始于19世纪末至五四新文学运动完成基本架构的中国现代文学发生时期。
中国文学自19世纪后期起，经过空前规模与空前程度的现代转型，终于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形成了其迥异于传统的现代形态，至今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程。这个历程即是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它包括了狭义的中国现代文学（五四新文化运动至1949年）和当代文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两个阶段。在广义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进程中，大量而持续的汉语翻译文学实践———如果追溯至西方传教士的翻译开始，它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和当代发展的历史———既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生成资源与动力，也是其明显的内在特征之一。这一特性的显现，不仅出自于同本土传统文学及中国古典文学形态与格局的对比，同样也出自于世界文学多元格局中同其他国家（民族）文学的相互比较和参照。就前者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因为由翻译文学的参与而区别于传统的古典文学；对后者而言，即把中国文学置于世界文学的参照系中，无论是历时地还是共时地考察各民族的文学进程，都可以发现，虽说跨文化与跨国族的文学交流是世界文学史的一种普遍和常态现象，但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所有（国家）民族文学及其所有的发展阶段，都像中国现代文学那样，伴生着如此规模、如此数量，又体现了如此特殊和重要文化／文学发生功能的翻译文学。
这可以从定量与定性两个角度加以举证。据《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统计，自1917至1949年的32年间，全国共出版文学书13500种，其中翻译书3894种，年均122种，占比达29％，就是说，狭义现代文学时期出版的文学书籍中，翻译作品将近三成。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后，刊发翻译作品的期刊众多，至20世纪30年代已有专门的翻译文学期刊和多种翻译文学丛书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翻译书目虽然还没有完整的统计，且20世纪60、70年代还有一段翻译文学的相对沉寂期，但新时期以来再度形成的翻译文学热潮及由此推动的本土文学繁荣，则是公认的事实。21世纪以来大量的文学译入更成为一种文化常态。2008年的抽样数据表明，中国每年新购入的外国文学类书籍版权数在1100种以上，仅这个数字，就相当于美国外国文学类翻译出版书籍（含各类作品与相关理论书籍，占比3％）的2倍，而据美国罗切斯特大学针对翻译文学市场的“百分之三项目”调查，其小说、诗歌译作出版的实际占比仅0.7％，考虑到小说、诗歌在文学书籍中的占比，中美翻译文学书籍的出版数量同比落差则在2-8倍之间。这个数字在最近十多年的变化趋势是，虽然文学作品的版权引进在图书出版总数和引进版权总数中的占比有升有降，但绝对数目仍然呈增加趋势。比如，2011年度引进的14708种各类图书中，仅长篇小说作品就有1591种。
如果把跨文化的文学译介与传播比作一种“文化贸易”，那么，中国现代文学萌生、发展至今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文学“入超”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交流的整体特性，尤其与欧美等现代强势文化的文学生态相比，这种特点更加明显。新时期以来，尤其是21世纪以来，虽然中国文学的外译数量有很大程度的提高，上述“入超”现象有所缓解，但仍未得到根本转变。
翻译文学对本土文学发生的意义，即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建构功能，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几代作家中都有着普遍的共识。从鲁迅《摩罗诗力说》中积极引介“摩罗诗人”以激发国人精神和本土新文学，到胡适提出西洋文学“模范论”“救荒论”；从周氏兄弟早期的现代小说翻译尝试，到胡适干脆拿美国诗人蒂丝黛尔（Sara Teasdale）的诗歌《屋顶上》（Over the Roofs）的译文当作新诗创作，即《关不住了》，并视之为自己创作的重大转折点和“新诗成立的纪元”，都是新文学草创时期引外国文学翻译为创作奥援的突出例子。
稍后，如郑振铎强烈质疑翻译不过是“媒婆”而创作是“处女”的观点，认为“视翻译的东西为媒婆，却未免把翻译看得太轻了……翻译一个文学作品，就如同创造了一个文学作品一样；他们对于人们的最高精神上的作用是一样的”，进而认为，“翻译家的功绩的伟大决不下于创作家。他是人类的最高精神与情绪的交通者”。茅盾则提出：“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般地重要，而在尚未有成熟的‘人的文学’之邦像现在的我国，翻译尤为重要；否则，将以何者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呢？”并强调：“翻译家若果深恶自身所居的社会的腐败，人心的死寂，而想借外国文学作品来抗议，来刺激将死的人心，也是极应该而有益的事。”⑦茅盾的这一主张，一直贯穿到当代文学时期。他在1954年8月中国作协第一届全国翻译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指出：
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从荷马的史诗到苏联最新的文学成果，从印度的《摩诃婆罗多》《罗摩耶那》到今天的法国的阿拉贡，美国的法斯特，一切世界文学的最高成就和优秀作品，它的数量是无限浩瀚的，它的内容是无限丰富的，而这一切，都为今天中国人民所需要，都必须成为我国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必须成为培养和灌溉我们正在创造中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养料。⑧
中国新文学的第一、第二代作家不仅在理论上肯定和倡导广泛的外国文学翻译，同时他们大多也是文学翻译的积极实践者，许多重要的作家同时都是翻译家，不少作家的文学活动甚至都是从文学翻译开始的。这种作家与翻译家身兼二任的现象，本身就是翻译文学作用于新文学建构的一个表征，而如果深入那些重要作家（兼翻译家）的个案进行探究，则两者间的相互联动和关系的紧密程度，都体现为中外文学关系的生动篇章。这种传统在20世纪50、60年代，由于文学思潮与风尚的变迁、作家知识结构的限制而受到较大程度的遏制和淡化，或者演化为一种潜在的翻译活动（如穆旦等作家在这一时期的翻译）；自20世纪末期开始，又加上文学翻译的日渐职业化的因素，使得中国新文学史早期二三十年的传统未能得到全面的恢复。尽管如此，仍有一批新时期作家，勉力践行着这一新文学优秀传统。如有王蒙从英文翻译短篇小说，西川从英文、姚风从葡萄牙文的译诗；更有韩少功从英文转译捷克裔法籍作家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葡萄牙作家佩索阿的《惶然录》，王家新经英文翻译俄罗斯的茨维塔耶娃、德语诗人保罗·策兰的诗歌，等等。虽然有些是因经由中介语言的转译，往往被当代职业翻译伦理低看一层，却并不影响其在读者和作家中所发挥的重要影响。
由此可见，翻译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不容忽视，对本土文化与文学发挥的实际功能更应该加以认真探讨。以下就翻译文学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系统建构意义，从现代文学观念与文学思潮、文学语言和文学体式三个方面，稍作申述。
二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发展，具有鲜明的理论先导特性，从清末民初的文学变革到五四新文学的先锋思潮，从左翼革命文学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倾向与尝试，处于这些文学思潮显在层面的演变更迭，理论与观念上的倡导与鼓动无不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这种种理论与观念，大部分都是经过跨文化的译介而来，这种持续不断的文学理论翻译与作家作品的译介相互配合，共同汇集成现代翻译文学的大潮。
首先是经由翻译的实践途径，新的文学观念与思潮得以建构。考察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观念形成所起的重要作用，必须在广义上来理解翻译文学范畴。如上所述，它不仅包括了狭义的翻译文学文本，也包括文学翻译从选择、理解到翻译、出版的整个实践过程及其效应，还包括对外国作家作品、文学理论、文艺思潮、思想流派乃至哲学与科学学说的介绍、译述和直接阅读与接受。从晚清时期黄遵宪的“诗界革命”和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到王国维、章太炎与鲁迅等精英分子的积极倡导和理论探索，经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新文学的先锋运动与通俗文学的变通与普及相互呼应，全方位、多层次地展开了中国文学现代观念的转型。尤其是身处各个时代思潮先锋地位的种种文学潮流，更是依恃外来文学的译介作为其资源武库，以致“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外来文学思潮的影响下发生发展”的判断在学术界长期占统治地位。抛开这一判断的片面性不说，它至少反映了以翻译文学为主的外来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建构的重大作用。这种新文学观念的内涵建构，包括对文学性质的重新确立、文学价值内涵和文化功效的认定等方面。
如果说梁启超所谓欲新国民、新道德、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新人心、新人格则“必新小说”的主张，是在新的世界观念与民族意识觉醒的前提下，转换了传统的“文以载道”文学功能学说，那么，王国维对文学与艺术审美独立性的强调，则为近代中国提供了全新的文学观念。梁启超、王国维的文学观念，一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异，另一方面也构成了一种有趣的对应，它们之间的张力与对话，事实上构成了之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观念在文学史实践中演绎展开的一种辩证。个体意识的确立与在世界视野中的国族关怀并行不悖，自我的发现与民族的觉醒同时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主题，以致在半个世纪后被李泽厚概括为“启蒙与救亡的变奏”，在当代文学中有着更为敏感与形象的呈现，虽说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体现了钟摆式的震荡，但从一个多世纪的长时段来看，中国人所具有的新的民族认同与精神建构正是在国民性的批判和培育中得到综合性的体现。
然而，如果追根溯源，王国维艺术独立性的思想资源固然有着清晰的外来资源路径，即康德、尼采与叔本华等西方近现代哲学美学传统，梁启超文学新功利论的直接来源同样也非本土资源，而是直接受惠于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文学启蒙运动，但无论是梁启超的新文学功利论还是王国维的艺术独立说，他们所引进、转化的文学新观念的实际影响，当时主要限于理论层面申述，影响所及基本限于精英读者范围。它们真正在中国语境中落地生根，还是通过自林纾以来，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到20世纪30年代间，继而新时期开始再度掀起的两次文学译介高潮的大规模译介实践。经此二度，数量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得以被翻译与介绍，正是它们的广泛流传，配合了以鲁迅为代表的本土作家的新写作方式，培养了新的文学读者，也启蒙了新的作者，参与了新文学观念体系的建构。
同时，在文学话语方式和思潮演变层面上，引证外国资源以争夺文学知识话语权，既是新文学不同派别所共享的策略，也成为文学思潮演变的一种内在逻辑。这种资源引证，一方面体现为对西方强势文化与文学的学习，以推动文化与文学的现代转型，另一方面也体现为引其他国族的弱势反抗话语为同调，以确证弱势个体与弱势民族的生存发展权利。两者间的内在逻辑也正好对应了前述王国维与梁启超在文学观念上的张力与对话。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倡导者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强势文化文本对于争取话语和合法权的重要意义，他们凭借其理论话语、经典示范、大量翻译西方文学著作来创造白话文学的合法性术语。于是，一方面，英、法、美、德等强势国族的文学思潮，从20世纪初开始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以及诸种现代思潮依次而入，直至在新时期恢复并接续这一传统，意识流、存在主义和各种后现代主义文学的大量译介，不断冲击并改变着中国社会对于文学的看法。另一方面，从晚清“亡国史叙述”开始，尤其梁启超有意引弱小民族以及西方文学中的异端成分为同调，就直接体现为中国现代转型初期的现代翻译文学实践。从林纾译《黑奴吁天录》到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胡适等对《唐璜》中的两节《哀希腊》诗的重译；从鲁迅所倡导的“摩罗诗人”，到周作人、茅盾、巴金等的早期译介，都是20世纪初期这一思潮的延续。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思潮、“十七年”以及新时期对拉美文学的大量译入以致在本土文学中发生重大影响，都可以在这一谱系中确定其相应的位置。
三
现代文学翻译实践也型塑了汉语文学的现代语言方式。19世纪末以来大量的翻译实践，重新锻造了中国书写语言，完成了文学书写语言从古典（文言）向现代（白话）的转型，中国当代文学语言的形态特征及其变幻多姿的美学特征，正是这一现代传统的延续。
按照现代语言学的区分，语言包括语言符号体系和言语实践两个层面。汉语系统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变，涉及语言本体观念、音—字—义的关系、语法与词汇系统等一系列的内容，对它的系统研究应该在语言系统的各个层面，从历时演变与共时关系的不同角度展开。相对于现代汉语大范畴而言，文学书写语言虽只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却是最富于创造力的子系统，因此，现代文学书写语言的许多背景和前提，应当已经包含于现代汉语的语言学研究当中了。从这个角度来说，文学书写作为一种言语实践，是以特定的方式探索、保存和积累了文学言语方式的演变历史，从而推动和见证了语言体系的转变。关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已有较为深入的进展。限于本文的题旨，这里仅就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学书写语言的作用角度，讨论翻译实践对现代文学建构的作用。
翻译对于现代文学书写语言的建构作用，是一个广泛存在的历史事实。在中国现代文学历史进程中，它既是一种有意识的倡导，也是一种更加广泛的无意识的言语实践。早期的新文学实践者，无论是鲁迅、胡适，还是周作人、傅斯年，都对现代汉语的转型有着敏锐的感受和理论思考。胡适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主张，而“创造新文学”的方法，“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这是新文学发起者对文学书写语言变革，并视翻译为其重要资源的最明确的宣示。尽管他们几位的观点相互间存有种种差异。比如，假若把现代汉语的生成条件分为资源利用和言语实践两个方面的话，在对新的语言系统生成资源的认识上，胡适更强调方言与古代白话书写语言，而相对忽略甚至排斥古典文言书写语言；鲁迅则因为较深地接受其师章太炎的影响，比较重视古典文言传统的激发与利用，而对方言资源则相对忽略。
在如何看待翻译实践从异文化及其语言中所引入的新质对汉语新文学建设的意义上，他们的意见分歧也相当严重。文学翻译中的语言欧化问题就是争论颇为集中的焦点之一。无论是在翻译的观念还是实践中，鲁迅并不反对甚至有意识地利用语言的欧化特点，他明言“欧化文法的侵入中国白话中的大原因，并非因为好奇，乃是为了必要……固有的白话不够用，便只得采些外国的句法，比较的难懂，不像茶淘饭似的可以一口吞下去是真的，但补这缺点，是精密”，同时又倾向于用文言去砥砺西洋语言，希望在这两极间的摩擦、砥砺中，造就一种全新的文学语言。周作人也提出：“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傅斯年更是大张旗鼓地提倡欧化语言，认为欧化是现代汉语除口语之外的另一个更高等的凭借，“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词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的国语的文学”，所以“要使得我们的白话文成就了文学文，惟有运用西洋修词学上一切质素，使得国语欧化”。这些新文化人士主张中的共同点，正是借助欧化途径再造真正现代意义的汉语白话文，通过特定的翻译话语构建出新文学主体来。当然反对欧化、调和欧式与本土语言的主张也并不少见。如朱光潜在稍后主张“适宜程度的欧化”，认为西方文学因为长期使用白话，积累了许多经验，包括“字的平仄单复，句的长短骈散，以及它们的错综配合”，由此批评鲁迅的“直译”“硬译”，对西方语法组织的生吞活剥以及形容词与形容字句的无节制的堆砌，等等。
在20世纪上半期新文学发生与基本建构的成型过程中，围绕文学翻译与文学建设———特别是文学书面语的探索问题，论争几乎不曾中断，这本身就是文学翻译对文学书写语言的型塑过程在批评与理论思考中的一种回响。不过，在对于翻译作为一种现代文学语言重要资源的态度上，论争的双方或多方则有着明显的共识。
与此同时，在文学写作实践中，几乎每一代作家都从翻译文本中不断汲取新的语言方式。其中包括大量阅读汉语翻译文学作品。最早的突出例子是，上述新文学第一、第二代作家，几乎没有不读林译小说的，尽管林纾的翻译语言依然没有摆脱文言书面语的痕迹，之后的一代代作家，也无一例外地加入到最认真的翻译文学读者群中。如此，作家在生活中采撷白话，在从学识教养中涵摄文言的同时，通过他人的翻译而从西方语言的词汇、句法和思维逻辑中，领会并学习西方白话文的新异与灵妙。现代文学史的另一个突出现象是：身兼作家、翻译家二任者，在新文学第一、第二代著名作家中占大多数，这种传统虽在20世纪中叶有所淡化，但在新时期尤其是21世纪之后又得到相当程度的恢复。
总之，就中国现代书面语言体系的形成而言，口语（包括不同的方言资源）、书面语（包括古典文言书面语和宋元话本—明清小说—近代白话小说书面语）和汉语翻译实践，是新文学语言的三大源头。而近代以来的文学翻译，从语词、句式、语法等多个层次深深影响了新文学表达方式。
四
文学翻译实践参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还体现在中国文学之文体系统的更新和重组方面。这一历史进程从晚清民初就已经开始，在五四新文学运动期间达到高峰，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虽已基本完成了新文学文类体系的更新转型，但其后续的影响一直延续到当代文学时期。它同样既通过文学写作得以体现，也反映在对文学文体的理论认知，即文体概念和文体观念方面，并体现为新的文学体式的输入、本土原有的文学体式的改造以及调整中国文学的传统文体系统等诸多层面。
新文学体式的输入，最为典型的莫过于话剧。作为现代文学四大文类（小说、诗歌、散文与戏剧）之一，这种以拟日常对话为基本艺术手段的新型剧种，完全是一种外来输入的新艺术（文学）门类。中国本来具有悠久的戏剧传统，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现代文学史的专业叙述中，所谓“戏剧”仅指外来的话剧而已。虽说中国传统戏曲的改良，在文学史上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但被视为中国话剧开端的演剧事件，却是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一批留学日本东京的中国学生组织的“春柳社”自编（实际是改编）、自导、自演的《黑奴吁天录》；这一事件的预演和准备，还可以上溯到对法国作家小仲马的三幕剧《茶花女》的翻译与模仿演出，而欧阳予倩等正是中国话剧的第一代探索者。1918年《新青年》杂志推出“易卜生专号”，罗家伦、胡适翻译挪威作家易卜生的《娜拉》（一译《玩偶之家》），掀起了问题剧的创作、演剧和批评浪潮。1922年春，从哈佛大学文学与戏剧系毕业的洪深回到国内，1924年他翻译并导演了英国作家王尔德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译名《少奶奶的扇子》）获得成功，可以视为话剧本土化的第一阶段。
从文类观念的形成而言，汉语“话剧”概念的命名要迟至1928年才确立。作为西方舶来品，话剧在英语中名为“Drama”，最初曾以“新剧”“文明戏”“爱美剧”等译之。1928年，洪深根据这一戏剧品种的主要表现手段，提议将其翻译为“话剧”，以与西方的“歌剧”（Opera）和“舞剧”（Dance Theater）相区别，因获得公认而沿用至今。从胡适、田汉、洪深、丁西林，到曹禺、老舍，随着一系列经典剧作的陆续问世，由此奠定了话剧在中国戏剧史上的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文学史有关戏剧文体发展的叙述中，直至20世纪80年代，作为现代文类的戏剧文学仍只谈西方“舶来”的话剧，竟将萌芽于汉唐，成熟于宋元，在明清时期产生了汤显祖、李渔、洪昇、孔尚任等名家，随后在清代各地方剧种演出的兴盛中相继涌现并延续至今的昆曲、京剧等历史悠久的本土戏剧（称之为戏曲），统统排除在现代“戏剧”概念之外，这种显然偏狭的观念直至20世纪90年代才逐步得到改观。
在新文学四大文类中，散文与本土传统关系最深。周作人就认为“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他还将新文学散文传统追溯至明代公安派。尽管如此，他同时也引出了一脉重要的外来传统，认为“中国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他所说的英国“小品文”（essay）作家，包括爱迪生（Joseph Addison）、兰姆（Charles Lamb）、欧文（Washington Irving）、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吉辛（George Gissing）、切斯特顿（Gilbert Keith Chesterton）等英美作家。而把“essay”对应于“小品”，本身就是现代翻译的结果，因为在中国文类传统中本就有小品的渊源。“小品”一词原出自佛学，指佛经的节文，与“大品”相对。至晚明“小品”泛指序、跋、记、尺牍等文体，甚至还可以包括骈文、辞赋和小说。“其特点也只能笼统地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篇幅较短，意味隽永。虽然这一概念不是很明确，但有一点是十分肯定的：它不是‘载道’的古文，后者则要算是‘大品’了。”因此，现代小品文适应了新文化运动个性解放的需要，是在西方“essay”的影响下，融入中国晚明小品、六朝散文等传统文学的质素，而生成的中国新体式。至20世纪30年代徐志摩的散文、梁遇春的随笔，40年代张爱玲散文的欧化倾向，都是更典型的例子。
后被文学史归于散文大类的报告文学，更是一种经日本移入的外来文体。报告文学的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左拉，它是20世纪20年代伴随民主意识的觉醒和新闻报刊业的发达在欧洲产生的新文体，原名“Reportage”。据现有资料表明，首先将其译入中文世界的是陶晶孙，他翻译的日本作家中野重治的《德国新兴文学》，刊发在1930年3月1日出版的《大众文艺》“新兴文学专号”上：“刻羞（今译基希）可说是新的形式无产阶级操觚者，所谓‘报告文学’的元祖，写有许多长篇，而他的面目尤在这种报告文学随笔纪行之中。”之后，夏衍、徐懋庸、周立波、茅盾、胡风、袁殊、阿英等相继译入有关报告文学的理论，夏衍更有著名的《包身工》创作，于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中，报告文学成为瞩目的新兴文类。这种集新闻报道、文学叙述与描写于一体的文类，在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各个重要时期中都承担了重要角色。
诗歌是新文学中与传统断裂最为突出的文体。新诗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诗人，都与外国诗歌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郭沫若与惠特曼，李金发与法国象征派，徐志摩对各种诗歌体制的尝试等，都勾画出一条与外国诗歌在体式、音律上的模仿、改造和新变的轨迹。中国现代新诗在翻译诗歌、古典诗歌与民歌的张力场中，左右采撷，上下逢源。“十四行体诗”更是直接从欧洲移植。这种格律严谨的抒情诗体，源于意大利与法国交界的普罗旺斯地区的民间诗歌形式，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中崛起（称为“Sonetto”）并广泛流传于欧洲，以英伦（称为“Sonnet”）最盛。早在1914年留美期间，胡适就尝试用英文写作十四行体，现知最早用汉语写作十四行体的是郑伯奇。随后，闻一多最早将“Sonnet”意译为“十四行诗”，后又音译为“商籁体”。之后由新月派诗人孙大雨、饶孟侃、李唯建、陈梦家、林徽因、徐志摩、方玮德、朱湘等倡导和积极参与，更有冯至翻译里尔克并继承其精髓，冯至创作的《十四行集》成为中国现代新诗的一个高峰。到20世纪40年代的九叶派诗人，80年代屠岸、唐湜、林子、雁翼，以及中国台湾诗人纪弦、余光中、席慕容、痖弦、杨牧等人那里，得到进一步延续，积累了厚实的成果。
小说文体及其观念的现代转型，同样与翻译密切相关。中国小说的古代传统，可以追溯到《汉书·艺文志》，东汉桓谭有言，“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但这里的小说，是指与官史相对的“街谈巷语”“道听途说”，即后来的笔记体小说。据谭帆研究，古人以笔记小说为小说之正统文体，传奇、演义反而均被视为变体，至19世纪，章回小说的地位也逐渐得到提升，笔记与章回于是成为“小说”的两种基本分类。但经近代外国小说观念的翻译，输入了另一种思想观念和文体内涵。这一现代转变，从语源角度看，是始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华英字典》将小说与“novel”对译，但真正改变传统小说内涵、推进现代小说发展的，是日本坪内逍遥的《小说神髓》。他将中国既有的小说概念和日本“戏作文学”统一于“novel”这一西方新概念。由此，“小说”在传统基础上被赋予了西方“novel”的新内涵，以此限定了中国“小说”的固有内涵。
而近代以来中国小说之研究和创作，经梁启超、鲁迅等人的中介，分别影响了中国小说的观念认知和创作实践，由此改变了中国小说观念、文体内涵和文本形态。从观念角度看，经梁启超等倡导的“小说界革命”的努力，小说地位有了明显提升，“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的言论在20世纪初的小说论坛上被不断强化和接受。随后，王国维尝试运用西方美学思想、胡适以考据方法来分析中国传统小说《红楼梦》，鲁迅等人的小说史研究更是以新的文学史和小说观念作为理论指导。从创作角度看，这一新的外来文体观念，影响和改变了新文学第一代作家的认知，以鲁迅为代表、以《狂人日记》开风气之先的小说创作，完成了中国小说真正意义上的“新旧”嬗变，开启了现代小说的全新格局。鲁迅本人虽对唐传奇与《儒林外史》等古典深有心得，但他声言自己的小说创作“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而郁达夫后来在《小说论》中则径直表示，“中国现代的小说，实际上是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的”，“所以现代我们所说的小说，与其说是‘中国文学最近的一种新的格式’，还不如说是‘中国小说的世界化’，比较的妥当”。
概括而言，经翻译而导致的小说文体思想观念和创作形态的现代转型，除了被经常论及的小说叙事方式的古今转变和当代翻新外，还可以从三个方面见出：第一，小说文体观念被赋予全新的内涵。第二，文体内涵更新后的小说在文学系统中的地位得到明显提升，即从古代文学体系中的“街谈巷语”，成为现代文学中与诗歌、散文、戏剧并列的四大文类之一，新时期以来更日趋成为整个文学体系中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类，似乎说起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当代文学，首先所指的就是小说。第三，小说文体概念的外延，即小说文体系统的内部组成，也发生了相应并持续的调整。比如，中篇小说体制的引入；长篇章回体从精英文学或“雅文学”中退却；新的小说类型如日记体小说、词典体小说的引入；边缘性文体、亚文学类型的引入，如侦探小说的译入，改造并替代了传统公案小说，从而刺激了近现代通俗文学写作，催生了程小青、孙了红等人的探案小说。更有21世纪初以来再次出现的福尔摩斯热、日本推理小说热、科幻小说热、魔幻小说热，等等。而这种文体外延的不断丰富，即各种亚类的不断孳生，与中国传统文学系统有着明显差异，它正是以种种译本为模板进行持续调整而形成的。
以上从文学观念、文学语言和文学体式三个方面，论述了外国文学翻译，包括外国科学、哲学、思想与文化等思潮与文学文本的翻译，对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建构所发挥的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实际上，翻译文学对于整个现代文学的迅速萌生与茁壮成长，在中国现代作家的成长、读者审美趣味的熏陶、文学表现领域的开拓、创作方法与技巧的示范引导、文体范型的新变与重构、现代文学语言的形成与成熟等方面，都起到了难以估量的巨大作用。这种外来文化资源对于本土文学的建构作用，本来是任何一个国族文化与文学历史的普遍发生的常态，只不过在中国近代以来，也就是新文学发生以来的百余年中国文学史上，这种作用显现得尤其突出，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中国当代文学时期。当然，同时也必须看到，转型越是重大，格局调整越是具有全局性和整体性，其遗留的问题也必然越多，为各时期文学主流话语所排斥遮蔽的东西也就越多。在这些被排斥和遮蔽的对象中，某些传统文学的遗存并非一概是旧文化的糟粕，至少作为文学与文化多样性的保留，它们并不与文学多元发展发生必然的冲突。时过境迁后，它还可能经当代文化的激发与阐释，作为新文化与文学创造性的起点和资源，比如汉文学传统中的古体诗词、赋体骈文等。而对这种文学史现象的关注与研究，也需在翻译文学及其中外文学关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比较文学、翻译学、中外国别文学等跨文化研究的路径展开，如此方有合理解释的空间和可能性。
作者简介
宋炳辉 ，上海外国语大学文学研究院研究员。研究领域：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中外文学关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汉语翻译文学。
文献来源：原载于《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3年第1期，推送已获作者授权，引用请以期刊版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