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学观点｜耿强：谢天振译介学理论谱系研究

发布者：冯瑜发布时间：2023-06-14浏览次数：725

摘要


本文考察谢天振译介学理论的历史谱系，展现译介学理论大厦的全貌。研究发现，译介学作为一种话语建构经历了基础概念的形成、体系构件的创制、理论体系的初步建立以及思想体系的扩展四个阶段。新世纪之前，译介学侧重于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研究。进入新世纪，译介学拓展至中国文化外译、翻译史编纂等领域展开探索，成为一种开放、动态和能产的话语体系。它始终与现实保持对话，为当下中国翻译研究提供了一股强劲的理论资源。

1. 前言

“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是谢天振（1944-2020）译介学理论大厦的基石。它揭示了文学翻译以及几乎一切跨文化交流的基本规律，其中也包括了理论自身在“跨语际实践”中所遭遇的不可避免的“创造性的改写与挪用”问题（刘禾，2014：34）。首先是谢天振对法国学者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1973:365）这一文学社会学概念的跨语际—知识体系的“创造性叛逆”，将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外来术语引入一个新的话语空间，拓宽了学术的疆域。其次是读者对“翻译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谢天振，1999：137）所进行的不断解读。显然，译介学与它所置身的学术语境始终进行着不间断的对话，不断地丰富自身的话语表述。
对于译介学的基本要义和学术价值，学界已有十分准确的概括与评价（费小平，2002；何绍斌，2020；梁新军，2022；宋炳辉，2018；王宁，2021；王向远，2008；谢天振，2008a；2019；许钧，2021；查明建，2005；张西平，2021；赵稀方，2021）。然而即便如此，本文认为从谱系学的视角，对译介学理论体系进行历史的和全面的梳理仍然是尚待完成的一项任务。本文主要是想通过历时梳理谢天振译介学思想的动态发展过程，在总结其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之外，阐发其话语建构过程中所展现出的理论张力，这一点在笔者看来恰恰是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正是它的存在使得译介学具有了对话性的品格，始终与现实共生互进。

2. 思想的谱系

谢天振的译介学思想经历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
2.1
基础性概念的形成期
在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谢天振以“研究中外比较文学理论和实践为主”（谢天振，1994：9），并未涉及多少翻译研究的内容。不过，这个时期打下的坚实的比较文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为他日后关注翻译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从阅读史的角度考察，当时广为征引的一些书籍中，译介学的一些基础概念开始零星出现，比如创造性叛逆和媒介者的分类问题，但基本是在影响研究的媒介学下面展开。戴望舒翻译的梵·第根（P. van Tieghem）的《比较文学论》（1937）第7章媒介部分将媒介者分为个人和社会环境两类（梵·第根，1937：182-186）。日本学者大塜幸男的《比较文学原理》一书完整地引述了埃斯卡皮关于创造性叛逆的那个经典段落。他指出与比较文学有关的翻译问题内涵是“翻译通常是一种‘创造性叛逆’（trahison créatrice）。”（大塜幸男，1983：105）媒介者包括个人媒介者和媒介的环境，译者与翻译的问题得到专门论述。在卢康华、孙景尧（1984：339）著的《比较文学导论》附录术语表中，列出了creative treason这个词，中文对等词是“创造性背叛”。该书认为媒介者有个人、环境和文字（ibid: 156）之分。译者是最重要的个人媒介，而译本则是文字媒介最有意义的形式之一。两位作者将“译本的研究、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的研究”统称为译介学（ibid: 185），但并未做进一步阐发。日本学者野上丰一郎（1984：83-84）的《比较文学论要》介绍了作为比较文学方法的媒介学的内容，认为翻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而个人、团体和人之外的东西比如图书和翻译扮演媒介者的角色。
1988年，孙景尧和乐黛云对译介学尤其是创造性叛逆有较为详细的探讨。前者在其《简明比较文学》里以“不懂外文的翻译大家林纾”为标题介绍了译介学的内容。他将译介学视为影响研究的一大分支，具体包括“对翻译的研究，进而对其所依据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史的比较研究”（孙景尧，1988：245），同时还包括中外语言体系比较，原文译文的对比并探讨种种变化的原因，翻译是否准确，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同流传与接受的关系（ibid: 250-254），“翻译给本国文学带来新题材、新文体、新技巧，从而使本国文学得到新的发展与新的充实等接受与影响问题”（ibid: 256）等内容。此外，他特别指出创造性叛逆可以从译者和读者的角度展开对翻译的研究（ibid: 257）。乐黛云主编的《中西比较文学教程》第六章媒介学部分设专节讨论译介学，同样将其视为影响研究的一大分支，是指“对翻译的媒介作用及翻译理论和翻译史的比较研究”（乐黛云，1988: 163）。其研究内容包括中外语言体系的比较，原作和译本比较探求原因和效果以及“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同流传与接受的关系。”（ibid: 170）从内容上看，这部分应该是作为副主编之一的孙景尧负责撰写。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埃斯卡皮“创造性叛逆”这个概念。它在中国比较文学界的理论旅行并非直接来自埃氏的著作，因为他的《文学社会学》法文版1987年及以后才有中文版问世。在这之前，“创造性叛逆/背叛”这个概念已经在日本学者大塜幸男著作的中文译本中出现。另外一个可能的来源是威斯坦因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这本书。此书英文版出现在卢康华和孙景尧1984年出版的《比较文学导论》的参考书目当中。中文版由刘象愚从英文译出，1987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里，作者提到了埃氏的“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概念，但是将其视为文学交流中产生的“负影响”（威斯坦因，1987：35），即“文学作品常常遭到后来甚至同时代读者大众的误解。”（ibid）并坦承“在翻译中，创造性叛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ibid: 36）
1987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由廖鸿钧主编，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参与编写的《中西比较文学手册》收入谢天振负责撰写的几个和翻译相关的词条。如“创造性背叛（Creative Treason）”，指的是“比较文学影响和接受研究中的一个术语。”（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1987：95）编者援引威斯坦因的观点对埃氏的这个术语进行了解释。在“翻译”这个词条下，大部分内容都被完整保留在谢天振《译介学》这本著作的不同版本中，如：“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叛逆’，这种‘叛逆’表现在形式上就是翻译中的删减、增加和意译。”（ibid: 103）“然而，不管翻译效果怎样，它无疑是不同语种间的文学交流中最重要、最富有特征的媒介，是比较文学的首要研究对象。”（ibid）显然，谢天振此时已经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的本质有了明确的认识，并认为翻译是比较文学首要研究的对象。“媒介者”这个词条认为有个人媒介和集团媒介两种。“个人媒介指对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评论等，其中翻译尤为重要。”（ibid: 124）“集团媒介则指一种外国文学的环境”（ibid），包括学术团体、沙龙以及报刊杂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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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比较文学手册》（1987年）封面及目录。图片来源网络。
2.2
体系构建的创制期
1989年谢天振在《上海文论》第6期发表《为“弃儿”寻找归宿——论翻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标志着他开始将研究的重点转移到“以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翻译为主。”（谢天振，1994：9）一直到1999年《译介学》专著的出版，这段时间是译介学理论体系主要构件的创制期。
他1994年在台湾发表的《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论文集以及1997年和陈惇、孙景尧合著《比较文学》教材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前者代表着他已经明确将译介学研究作为一个方向，后者表明译介学作为一个学科理论逐渐露出历史地表。《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这本论文集的18篇文章谈到3个话题，一个是对大陆比较文学研究现状和问题的综述（前7章），一个是对港台、苏东和加拿大比较文学研究的介绍（第8到11章），第三个重点谈论译介学的研究内容和课题，包括翻译文学的地位、文学翻译的本质、误译和文化意象的传递以及翻译文学史的问题（最后6章）。第12章“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从比较文学的视角论述翻译问题，涉及两者之间的关系，比较文学视角下的翻译研究和传统翻译研究的区别，比较文学视角下翻译研究关注的重点如文化意象的扭曲与变形，翻译文学的一系列问题以及翻译文学史的编写与研究等。这一章的内容和1999年版的《译介学》绪论比较一致，可看作是译介学理论体系的大纲，虽然正文中并未直接使用译介学的表述。但一切都表明，译介学作为一个崭新的理论体系已经处于它诞生的前夜了。
在《比较文学》这部教材中，由谢天振负责撰写的第三章“译介学”正式代替了媒介学而成为比较文学视域下翻译研究的代称，可以说代表了中国本土学术界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个原创性贡献。这一章包括四个小节，分别论述了翻译与译介学在比较文学中的地位、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翻译文学与翻译文学史、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译介学被理解为“最初是从比较文学中媒介学的角度出发，目前则越来越多是从比较文化的角度出发来对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和翻译文学进行的研究。”（陈惇、孙景尧、谢天振，1997: 137）这个经典定义也保留在日后多个版本的译介学专著中。他在第一节历时梳理了比较文学对翻译的关注和研究情况，并重点厘清了译介学和传统翻译研究的区别。第二节论述了翻译的创造性叛逆，并区分了它的主体（译者、读者和接受环境）以及译者创造性叛逆的形式（个性化翻译、误译与漏译、节译与编译、转译与改编）。第三节讨论了翻译文学的性质、在民族文学中的地位、翻译家的作用、翻译文学史的编写与研究。第四节介绍了西方70年代以来的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涉及斯坦纳的阐释学翻译理论、多元文化理论（The Polysystems Theory）、托利（Gideon Toury）的描述翻译研究、列弗威尔（Andre Lefevere）的折射理论、加拿大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另外还提及James Holmes，Theo Hermans以及Susan Bassnett等人。这一版本的译介学叙述可以看作是译介学理论体系的浓缩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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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第四版，2021年）封面。图片来源网络。
2.3
体系的初步建立
《译介学》（1999）的出版标志着译介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建立。它“主要探讨了三方面的问题：一是论证文学翻译的再创造性质，并揭示它与文学创作的相通之处，从而从理论上肯定文学翻译家劳动的创造性价值；二是论证翻译文学在国别（民族）文学中的地位，这与上述肯定文学翻译家的劳动异曲而同工；三是由此提出了撰写翻译文学史的设想，从而可以把自古以来文学翻译家的劳动以史的形式展示在世人面前。”（谢天振，1999: 334）除了这三个主要方面，该书还涉及中西翻译史以及二十世纪文学翻译研究的趋向这两个议题。可以看出来，它关注的重点在于文学翻译、翻译文学和翻译文学史三个方面。对于这本书以及它的其他版本，国内已经有很多的介绍和评论（杜丽娟，2015；方平，1999；贺爱军、方汉文，2010；朱徽，2000），相信一般读者对此早有了解，这里就不再赘述。
2.4
思想体系的扩展期
进入新世纪以后，译介学理论进一步拓展开来，择其要者涉及以下五个大的议题：
第一，译学观念的现代化问题。谢天振着力推动译学观念的现代转型（谢天振，2004），主要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大力译介国外最具前沿性的翻译理论成果，二是从译介学的视角解剖国内译学界在理论方面存在的认识误区，更新译学观念。2000年左右，国内译学界对国外语言学翻译研究之外的其他翻译研究流派了解十分有限。他向国内译学界积极介绍这方面最新的理论成果，如解释学翻译研究、多元系统理论以及后现代主义意义观所开启的对译者创造性的肯定。国外理论的译介工作后来在他主编的《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2008）这本书中得到了更为系统的表述。该书囊括了国外的主要翻译研究流派，择取并翻译了最具代表性的文本，加上提纲挈领的导读，成为国内学习相关翻译理论的首选文集之一。
另一方面，谢天振将译介学用以剖析中国翻译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并根据新的变化中的翻译现实，适时提出重新定义翻译的倡议。在他看来，西方翻译理论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开始发生范式转换，产生了三大突破并推动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这促使我们反思国内翻译界在研究和理论认识上的三大误区，也就是将对“怎么译”的探讨理解为翻译研究的全部、对翻译理论持实用主义态度以及片面强调翻译研究的“中国特色”和“自成一体”，反而忽视了中外翻译理论的共通性。对于第三点，由于中国翻译现实的发展，存有继续讨论的空间，但前两点的确指出了长期困扰国内译学界的顽疾所在。解决的基本思路应该是扎根翻译现实，思考如何构建现代化的翻译理念，以及思考如何实现新时代语境中国翻译研究的新突破。他根据翻译实践形式从书房到作坊的变化，指出翻译的职业化时代已经到来（谢天振，2014），我们必须反思长期以来基于文学翻译经验基础上的理论和认识。“超越文本，超越翻译”是翻译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发展趋势，重新思考新的翻译现实所带来的认识论的挑战，尤其必须重新关注和思考翻译与翻译研究的本质目标，将翻译视为一种语言服务（谢天振，20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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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振教授多次在讲座中提及“今天，让我们重新认识翻译”。图片来源网络。
第二，中国文学和文化外译理论与实践探索。早在2005年，谢天振针对学界对谁更有资格译介中国文学和文化这个问题展开争论（胡志挥，2003；谢天振，2005），指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外译并非一个简单的语言翻译问题，而是文化译介和传播问题。除了关注怎么译，我们还必须认识到译本译完了之后该怎么办的问题。因此仅仅从中国译者的语言能力出发论证中国文学外译也可以由中国人自己来承担，则囿于对翻译的狭隘认识而走入歧途。他更进一步区分翻译的译入和译出，两者涉及的翻译方向不同，造成翻译的生产、传播、消费和接受迥然不同，因此需要不同的理论进行关照。反观中外已有的翻译理论，基本上建立在译入的基础上，对译出现象缺少理论思考。译介学开始并没有将中国文学外译视为一个问题，但作为对一般跨文化现象规律的揭示，这一理论完全可以用于指导和译出相关的理论和实践活动。这可以说是译介学在新世纪的进一步深化，是它与现实始终保持对话的一个突出表现。译介学为中国文学外译提供了合适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手段，对阻碍当下中国文学外译的“语言差与时间差”问题进行了初步阐发（谢天振，2011）。
第三，译介学本体理论的丰富与发展。进入新世纪，谢天振围绕译介学的基本理论问题比如创造性叛逆在学界展开争鸣和讨论，进一步廓清了译介学基本概念的内涵（刘小刚，2006；谢天振，2012），它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得以在学术体制中扎根结果，成为经典（陈惇、孙景尧、谢天振，2014）。这方面的工作突出表现在几部译介学理论著作的出版上面，如《译介学导论》（2007）、《译介学（增订本）》（2013）和《译介学概论》（2020）。不可否认，它们之间在理论的核心构件上面有一些重叠之处，但它们之间的不同却忠实记录了译介学话语体系不断与学术体制和实践对话而产生新的问题和理念的全过程。
第四，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之间的关系。两个学科之间形成了相互借鉴的互助关系，这种跨学科的对话和互鉴在谢天振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译介学可以说体现了比较文学带给翻译研究的新视角，由此揭开了翻译研究的新局面。这可以说汇入了国际上翻译研究发生的文化转向的大潮，是中国语境下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研究开始“突破语言，突破文学”，给国内的一些固有的翻译观念带来冲击甚至颠覆。这样的研究，注意到文本和语词以外的种种因素，就会把翻译活动纳入到更大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结构框架中，通过翻译去“观察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的碰撞以及特定文化吸收转化其他文化的方式、范畴和过程”（谢天振，2006:12）。谢天振认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不仅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提供了一个新层面，同时也展现了比较文化研究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另一方面，国际文化研究发生了翻译转向，促使人们开始重新思考作为比较文学分支的译介学或翻译学与比较文学之间的关系。巴斯奈特（Bassnett, 1993: 158）曾认为，“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过时了。[……]从现在起，我们应当把翻译研究（翻译学）视作一门主导学科，而比较文学只不过是它下面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而已。”谢天振对此表达了审慎的赞同，认为这种认识“失之偏颇”（谢天振，1997：10）。他进一步指出，比较文学向文化研究的演进并非仅仅体现在翻译研究这一个方面。除此之外，另外两个新的研究领域也开始出现，即“运用形形色色的当代文化理论对文学、文化现象进行研究；把研究对象从纸质的、文字的材料扩大到非纸质的、非文字的材料，譬如对影视、卡通、动漫等作品展开的研究。”（谢天振，2008b：48）两者“更多的是一种互为补充、互为促进、互为丰富的关系。”（ibid）这一转向为比较文学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层面，传统比较文学的研究课题得到了比以前更为深刻、更为具体、更加显现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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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天振教授在讲座中谈及对“重释‘信达雅’”问题的思考。图片来源网络。
第五，翻译史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谢天振不仅仅区分了翻译文学史和文学翻译史，并就翻译文学史的名与实做了理论阐发。他还在翻译史编纂和写作方面投入相当的精力，将他的“翻译文学史是一部跨文化的文学交流史、文学关系史、文学影响史”的理论设想变成了现实——“编写相对独立的翻译文学史”（谢天振，2020：186）。可以代表他这方面思想和成就的是两部厚重的作品。第一部是谢天振、查明建合著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2004），所述对象包括翻译文学史的三个基本要素，即作家（翻译家和原作家）、作品（译作）和事件（不仅是文学翻译事件，还有翻译文学作品在译入国的传播、接受和影响的事件）。此书“在历史叙述的内容和体例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耿强，2007）查明建、谢天振所著的《中国20世纪外国文学翻译史（上下册）》（2007）内容更加宏阔和厚重，120万字的篇幅涵盖了整个20世纪中国的外国文学翻译史，以时间发展为基本叙事线索，对每个时期的翻译事件、翻译家、文学期刊与翻译出版机构等方面做了详细介绍和分析，为读者展示了一幅20世纪中国外国文学翻译史的全景图。该书在史料的梳理、体例的安排、译者的选取和背景的阐释方面具有独特的价值，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谢天振的史学关怀还包括：对中国传统翻译话语进行再阐释；对中国翻译史从断代、民族、地理等多方位进行开掘；并在全球视域下讨论中西翻译史的整体观。他重新思考中国传统翻译话语，从钱钟书论林纾的翻译所表现出的矛盾态度入手，阐发如何换个角度看待中国传统译论的忠实观。在他看来，无论是严复还是钱钟书，实际上对翻译的创造性叛逆深有体会，他们对翻译的认识“并非一个‘信’字就可以概括的”（谢天振，2013b），而是体现在他们有意识的译者现身的上面。顺着这个线索，他后来又提出重写翻译史的地域和全球视域的主张，认为我们的翻译史研究可以在民族和地理等多个方面深入下去，比如抗战时期重庆等大后方区域的翻译史研究（廖七一、杨全红、高伟、罗天，2015；熊辉，2018），广西地区的翻译史研究，边疆民族语之间的翻译研究等等。从全球视野看中国翻译史是谢天振（2009）的一个独到的贡献。他采取整体的视角从翻译与宗教、翻译与知识传播、翻译与社科经典等方面，对比中西翻译史的异同，结果发现一个时期的翻译对象决定了所持有的主流翻译观。为中西译论比较提供了一个全球整体观的新视角，得出了新的结论。


3. 结论与展望

译介学话语谱系清楚地表明，它是一个动态的理论体系，从未因为某个版本的出版而被固定在一个过去的时间点上止步不前。它是一个能产的理论体系，它在新世纪的拓展构成了译介学理论的思想富矿。它是一个多声部的理论体系，无论是译学观念的现代化、中国文化外译、译介学本体理论、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之关系还是翻译史理论与实践探索，人们均可以从中各取所需，面向新的翻译现实展开独立的探索。译介学更是一个对话的经典，它将一直保持对现实足够的敏感，以积极的介入姿态，随时准备进入我们置身的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在诸如中华学术外译、中国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建设等多个领域，贡献它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论养分。
强烈的现实感是谢天振学术研究的一个本色。译介学能够准确把握这个时代中国翻译的真问题，并给予合理的阐释，提出适切的答案。理论总是打上了理论家的个性。谢天振“目标始终如一”，高度参与学术和社会实践，这凸显了他作为一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所肩负的教育社会的知识分子角色担当。正是这一点，使得他的译介学可以成为众多中国本土优秀学术成果的一个代表，通过英语、德语、俄语等语言走进世界学术舞台的中心，展开另一番的学术对话。我们愿共同努力，沿着谢天振开辟的道路，不断推动翻译学科的进步！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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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强，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语料库研究院教授，研究方向为数字人文翻译史研究、翻译话语研究、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研究。

本文来源：《上海翻译》2023年第2期
转自：谢天振比较文学译介学研究资料中心、语言学通讯、翻译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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